和农业分离、脱离家庭生产的。西方的工业革命，也是从纺织业开始， 是有了十六到十八锭的珍妮纺机，后来加上蒸汽动力。中国的男耕女织这一紧密结合的传统，却经久不息，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民还主要穿用自己织的布。然而，它毕竟还是被机制纱打破缺口的。虽然主是要打破了纺，但到三十年代，农家织布所用的纱，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市场上买来洋纱(包括上海产的机纱)了。这已不是自然经济，而是半自然经济了。

这告诉我们：起决定作用还是生产力。这正是我在本文一开始“耕犁和纺车”中所特予强调的。明清以来，我国纺车无由改进，也许是个历史的偶然，但它所造成的后果，却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任何一种历史性的经济现象，都有它复杂的、历史的原因，不是用单一的方式可以解释的。在“东方与西方”一节中所作的分析，也许不过是什一。但不管原因是否具备，男耕女织传统加强了我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坚固性，则是不可否认的。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在印度……如果说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影响，那只是指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消灭了纺织业，——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36]①

这段话虽然常为人所引用，但我们对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内部具有坚固性往往注意不够，在计多论述中，为了强调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把它写成不堪一击。事实上，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工业品没有一样能在中国畅销，在鸦片战争后的二、三十年间，情况仍然没有很大的改变。进入二十世纪，中国也从来没有成为帝国主义者当初所理想的四亿人口的大市场。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坚固性，无论是论述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问题，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中，都不能忽视。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它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生产力的落后，而这是不仅仅由于外部的侵略力量，就能根本改变的。它作为一种经济因素，长时期地存在着，甚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还会发生某种影响。“四人帮”横行时期，就利用了这种影响，在农村和在城市居民的家庭生活中，都产生过某种返回封建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