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所修《春秋》是作者借以“道义”的政治学著作，而非历史学著作，汉魏以前史无异辞。在今文经学衰微的背景下，晋初杜预率先提出《春秋》“经承旧史”之说；受该观点影响，后世学者多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不仅造成许多观念上的混乱，同时也对历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本文认为，无论就作者的主观动机或论著的客观效果而言，《春秋》都不是历史学著作。
关键词：杜预；“经承旧史”；孔子；《春秋》；经今古文之争
一、杜预“经承旧史”说之批判
孔子《春秋》一书的性质，是学术史上聚讼纷纭的问题，而将它视为历史学著作，则是近代以来许多学者的一个共通性错误。金毓黻说：“孔子身非史官，而修《春秋》，诚由王官失守，学下逮庶民之故。”[1]（第29页）李宗侗认为：“真正有系统的古史，现存者当以《春秋》为首。”[2]（第16页）又说，“《春秋》之为史，不待言矣”。[2]（第33—34页）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史教本》说：“春秋末年，孔子开私人讲学和私人撰史之风，突破了宗周以来学在官府的藩篱。他所修的《春秋》，是现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历史著作，也是现存的中国史学上最早的编年体史书。”[3]（第16页）此外如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4]、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5]等著作均持此论。导致上述误解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西晋学者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则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杜预（222—284），字元凯，晋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文帝时尝拜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后转参相府军事，任镇西长史等职。据《晋书》本传记载，“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6]。除《集解》、《释例》外，《春秋左传序》（亦名《春秋序》）是杜氏研究《春秋》问题的又一重要论著。
《春秋左传序》云：“（《春秋》）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 ,皆据旧例而发义 ,指行事以正褒贬。”杜预进一步解释道：“《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又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7]
据杜氏说，《春秋》是孔子有感于当时史官失职（“周德既衰，官失其守”），史书记载失实（“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乃依据有关资料修成的史学著作。《春秋》的体例与材料采自鲁国旧史（“孔子因鲁史策成文”），思想则沿袭源自周公（“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将上述思想总结为“经承旧史”四字[8]（第3页），可谓精当。
“经承旧史”说以《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否定了自从孟子、司马迁以来关于《春秋》非史的传统看法，实际上，这一结论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孔子《春秋》虽以鲁史《春秋》为依据，但或笔或削，绝非简单继承。《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其中“知我罪我”之说，尤见笔削前后，《春秋》面貌已全然不同。
《春秋》不是旧史的简单继承，尤其表现为其中蕴涵了作者全新的政治理念。《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是说诸侯史书异名而同实，孔子《春秋》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对其赋予深义，《孟子》原文堪称自然明白。杜氏引这段话说：“楚谓之《檮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7]删去孔子“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一语，顿使文义大变，可谓断章取义。孔子所谓“义”并非“史义”，《春秋》的删削动机及价值可以为证，《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就价值而言，孔子作《春秋》堪与大禹、周公的功业相媲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的表述略同，《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的话说：“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同篇又引孔子语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由此可见，杜预以《春秋》为旧史之续的说法不足凭信。
其次，《春秋》大义为孔子所创，与周公无涉，杜氏以其义例源自周公的说法同样出于附会。关于后者，杜氏用“韩宣子适鲁”之事以证成己说，“韩宣子适鲁，见《易》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7]此事见于《左传》昭公二年，原文如下：“春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 ,且告为政 ,而来见 ,礼也。观书于太史氏 ,见《易象》与《鲁春秋》,曰 ：‘周礼尽在鲁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杜预注 ：“《鲁春秋》,史记之策书。《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又云 ：“《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旧典、礼经。”并借此推论说 :“韩子所见 ,盖周之旧典、礼经也。”[9]实际上，作为周公旦始封之国，鲁国无论在文化气象还是治国理念方面都深受周公影响，乃是韩宣子赞誉鲁史兼及周公的真正原因，此外别无深义，杜预据此得出《春秋》继承"周公之遗志"的结论，显然属于牵强附会。
基于上述原因，“经承旧史”说曾经遭到历史上诸多有识之士的诘难，其中皮锡瑞对杜预谬说的批评尤具代表性。皮锡瑞说：“自孟子至两汉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无搀入周公者，及杜预之说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8]（第3页）又说：“杜预引《周礼》、《孟子》皆不足据。孟子言鲁之《春秋》，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其义是孔子创立，非鲁《春秋》所有，亦非出自周公。若周公时已有义例，孔子岂得不称周公，而攘为己作乎？杜引孟子之文不全，盖以其引孔子云云，不便于己说，故讳而不言也。……此杜预自谓创获，苟异先儒，而实大谬不然者也。”[8]（第3页）皮氏为今文经学家，生平所论虽不乏门户之见，但他对于杜说的批评可谓有理有据、入木三分。
“经承旧史”说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杜预个人的错误，作为东汉以后今、古文经学势力消长的副产品，该观点不是正常学术争鸣的结论。众所周知，两汉今古文经学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争论之后，最终以今文经学的衰微而告终。《春秋》三传当中，公、谷重义，左氏重史，东汉以后，作为《春秋》今文经的公羊学日益衰落，几成绝学。相反，《左传》则受到学者空前的重视，以《左传》解读《春秋》，乃至刻意拔高《左传》在《春秋》学中的地位，成为世风所趋。钱穆先生曾指出：“惟其西汉经学，到东汉以后渐渐变成像史学，所以当时人说孔子，便联想到周公，南北朝儒家，更常见是‘周孔’并称了。…《六经》不复是孔子一家言，诗、书、礼、乐都传自周公，《春秋》仅占《六经》之一部，亦属《周公》之旧典，而且其书价值可以远逊于《左传》。”[10]（第291页）杜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