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正是因为杜氏说《春秋》时先有成见在心，所以才会尽弃前说，唯取《左传》、《周礼》等古文经材料加以附会，“经承旧史”说由此产生固为情理中事。 

二、“经承旧史”说的影响 

       杜预“经承旧史”说在历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兹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首先，诚如皮锡瑞所说，“及杜预之说出 ,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8]（第3页），学术史上关于《春秋》性质的争论由此开其端绪，造成人们观念的混乱。

       唐代“治《春秋》者，既非左氏之学，又非贾服诸儒之学，止是杜预一家”[8]（第43页）。史学家刘知几就认为：“《春秋》之作 ,始自姬旦 ,成于仲尼。丘明之传 ,所有笔削及发凡例 ,皆得周典、传孔子教 ,故能成不刊之书 ,著将来之法。”[11]又云 ，“（孔子）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 ,下明将来之法”[11],此说得自杜预无疑。《史通》之《古今正史》、《六家》等篇对“经承旧史”之说多有发挥。《古今正史》说：“当周室衰微，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周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自隐及哀十二公行事，经成以授弟子。”《六家》：“《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委婉其谈，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刘氏一方面以《春秋》为史学著作，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不合史法，《惑经》：“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乎？”同篇甚至有所谓《春秋》“十二未谕”、“五虚美”之讥。刘氏的自相矛盾正由于信从杜说而不加辨析，乃至不知经史之别。

       宋代朱熹、王安石、郑樵以《春秋》为史著，其误同样源自杜预谬说。以《春秋》为史学著作，是朱熹关于《春秋》问题的核心认识，《语类》卷八三载：“问：‘《春秋》当如何看？’曰：‘只如史样看。’”王安石以《春秋》为史，表现为他对该书的批评，据《宋史》卷327：“（王安石）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皮锡瑞评论说：“至于断烂朝报，则非特宋人有是言，自左氏孤行，杜预谬解，人之视《春秋》者莫不如是，专信左氏家‘经承旧史’之说。”[8]（第70页）除此之外，郑樵也认为：“夫《春秋》者，成周之典也。”[12]总之，凡此众多“《春秋》为史”的评论，看似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归根到底都以杜说为依托。

       有学者指出，“强调并凸出《春秋》‘史’的意义，这在清代学术史上，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倾向”，此说颇为中肯。[13]（第14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四：“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是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著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14]（第286—287页）顾氏此说显然由杜预“经承旧史”说扩充而成，且将谬误进一步加剧，阎若璩所驳可以为证，“按杜元凯《春秋经传集解序》，便知《春秋》一书其发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从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与成之古良史哉？”[14]（第286页）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虽有矫正学风空疏的特殊寓意，但他关于《春秋》的基本看法却依然得自杜预。章氏曰：“夫子明教于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5]（第131页）钱穆先生批评说，“于是所谓六艺王官之学，只说成是周代的王官学，这在章学诚，首阐此说，已成为发明了千载未发之创见。其实他也还是沿袭杜预说法，把孔子来承继周公，把孔子《春秋》也仅当一部历史书看了”，[10]（第286页）确是的论。章学诚以《春秋》为史书，复以《春秋》大义为史义，《史德》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又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15]（第470页）章氏受杜预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近代意义上较早一部史学史专著，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对《春秋》的性质有如下表述：“《春秋》为鲁史故名，其记事之法，以事系日，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意味所记之名，此杜预之所释也。”[1]（第36页）该说遥继杜氏无疑。

       其次，在“经承旧史”说的影响下，一些史家不仅将《春秋》视作史学著作，甚至仿效《春秋》修撰史书，客观上损害了历史学科的健康发展。

       正所谓“汉魏而下，仿《春秋》者，盖亦多矣。其间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数”[15]（第111页），史家误以《春秋》之义为史义，又以《春秋》笔法为史法，从事史书撰写者时有其人，北宋欧阳修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宋史·欧阳修传》：“（修）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欧氏以“《春秋》笔法”撰《新五代史》，自称：“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16]饶有趣味的是，欧氏对于《春秋》笔法的采用亦不乏困惑，“呜呼，《春秋》之法，是非与夺之际，难矣哉！”[16]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卷九十三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欧不但学史记，并往往自负法《春秋》。……愚谓欧阳公手笔诚高，学《春秋》却正是一病，《春秋》出于圣人手，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久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效？”

       人们通常将“《春秋》笔法”对古代史学的负面影响归咎于孔子，如此看来，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经史性质不同，正所谓“离则双美，合则两伤”，杜氏率先以经为史，不顾“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8]（第3页）。后人盲从杜说，误以著经之法著史，遂使经义不明而史法混乱。长期以来动辄奢谈“《春秋》笔法”而不加反省者，可以休矣！ 

三、余论：《春秋》的性质 

       以上论述说明：《春秋》是经而非史，这原是一个史有明文，无须申辩的事实，直至杜预以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首倡新说，才使得该问题反复缴绕，成一学术公案。事实上，正确认识《春秋》性质的关键有两方面：

       首先，必须抛弃传统今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周予同先生指出：“事实上，经学史上的学派斗争，每每都以经学为形式，展开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他们争论的形式是经，但事实上却是社会实际问题，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见解。”[17]（第699页）既然杜氏"经承旧史"说的产生及流行与古代经学的盛衰这一非学术因素直接相关，自然不宜将其作为今天人们判断《春秋》性质的标准。遗憾的是，后人饱受古文经学习染，每置前人成说于不顾，殊不知孟子去古不远，其说必有所据；太史公之时，今古文经学之争未炽，其说较为公允近实，岂容轻易否认？

       其次，剔除传统学者混同经史性质的误解。皮锡瑞说，"《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