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反礼教、理学的社会思潮一脉相承，梁漱溟的思想与廷堪的礼教思想亦有契合之处。这就是说，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思想最终要向廷堪的新礼学回归。就如同王夫之的民族思想成了推动二十世纪中国人进行政治革命的动力一样，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要继续完成王提出的「乾坤并建」的课题。其实，以名为教的名教思想基于一种共同利益，问题是权力的操纵是否是利益主体本身在主持。儒家思想因不能区分社会与政治的分际所以让位于法家，法家的方法是让权力来为法开路，最后在法中埋葬权力。是宋恕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二十年间把民权思想与儒家普世的孝道思想嫁接上，从而发现了儒家文明中制度伦理的现代生命。

　　维持中国文明中的国际王道一直是专制王权，现在这个强权没有了，如何来重建东亚文明的新型国际王道，没有达成共识。从程朱理学之后的新义理学向新外王学转变需要推动晚清变法运动的主体与创造出了近代君主立宪文化的日本国民之间的默契。结果是由于缺乏这种默契，新义理与新外王不能形成一个首尾一贯的整体，被打成二段，各自去发展自己的「内王外圣」，于是靠暴力获得权力的「王者」以「逆我者非礼也」的逻辑来实行「以礼杀人」。中国又倒退到了再树王者的历史原点。王者自我证明的逻辑是不服从就消灭。我很赞成林安梧回归干元的观点。这个干元是清儒新礼学的不言的前提。也就是个人与他或她的所由来的先天的契约，如自己的父母，出生、成长的地方。法国思想家René Dubos认为，人与自己熟悉的地域景观之间有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内在之神God Within，而这正是创造力的泉源。现在我们知道人的天性是以自己生活的地方与历史为中心的，但这个人生的中心点如不围绕一个共同的价值方向旋转，人类是无法进入保持了文化主体性的全球化进程的。

　　中国历史有「权」与「能」分离并治的要求，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分建之极」的政治体制，但这一历史要求最后在日本开出了自由民主的外王之花。所以说，礼的精神是一历史哲学的课题。王夫之的思想经宋恕的提炼最终完成了儒学从内圣向外王的转换，开出了民主之花。介绍一则宋恕的学生、民主主义战士马叙伦写的「挽宋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