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吴简所见“调”应是“户调”》（《历史研究》2001年第 4期）则认为，吴承汉制，汉代户调与口钱、算赋长期并行，则吴国二者并行亦并不矛盾。户调为按户征收实物，口钱、算赋为按人征收现金，不能根据后来户调取代口钱、算赋而简单地将二者视为同一种税。至于二者合并为同一种税，则更需要较长过程。故此，吴简所见之“调”为“户调”，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简报》J22-2543等二简（另一简无编号）所反映的户籍制度，徐世虹《走马楼三国吴简户籍所见刑事制裁记录》（《简帛研究》二○○一）论述了简中所见的刑事制裁记录和可解作“肉刑”的新刑种，指出刑事制裁记录已成为当时户籍登录的要件之一。侯旭东《三国吴简两文书初探》（《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认为，这两份文书揭示了孙吴政权对“吏”及其家人的严格控制，有助于我们认识孙吴时期“吏”生活的具体细节，把握汉末以降户口分割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
   方北辰《孙吴“旱丘男子”木简文献价值补说》以文献》1997年第4期）和陈先枢《长沙走马楼吴简的文献价值》（《求索》1999年第2期）等文论述了走马楼简牍所蕴含的文献价值。孟彦弘《释“还民”》（《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对《新收获》以吴简“还民限米”为“归还民之限米”的理解持不同意见，认为“还民”系指归附之民，即过去一度脱籍者。刘正成《钟繇与长沙吴简说》（《中国书法》1998年第1期）则从书法角度论述了走马楼简牍的价值。
   此外，有关走马楼简牍的研究文章还有罗新《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韩树峰《吴简中的口算钱》、汪小烜《吴简所见“肿足”解》（三文均见《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等文。
  综上所述，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目前业已取得可喜的阶段性成果。但由于现已公布的资料只占整个走马楼简牍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远不足以窥其全豹，简牍中的许多问题尚无法探讨，正在研究的一些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深人。我们相信，随着资料的陆续公布，走马楼简牍研究必将结出累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