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成为悬案的现象也不会罕见。著者对此可能估计不足。依我看来,邓恭三师所说的四把钥匙,著者因受图书馆学系专业训练,版本、目录之学本色当行,这把钥匙应不在话下,其余年代、职官、地理之学等三把钥匙相对逊色,这在著作中明显表现出来。
　　《提要》《后记》中检查全书还有两大不足,一是没有查出全部诗文集作者生年,以致条目排列次序不完全准确,二是有的藏书地方距京遥远,财力不足,难以查阅,缺少这些书的提要。著者表示要对全书再做增订。两大不足反映了著者心中突出的遗憾。著者当然知道书中还有其余的失误、脱漏、可疑之处。今就我所见各点稍加条列,供增订参考。本文不是一份勘误表,只集中引用前十卷中的例子,加以说明。其他各卷的事例,如将汪振甲《夕秀斋诗钞》以同一书名,汪振甲、汪援甲不同作者名重复收入,又如将一位卒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的明人蔡复一的文集[2],收入卷四十三“生于嘉庆六年至十年(1801—1805)”的作者诗文集系列中,就不在本文多涉及。
　　下面是分类条列的事例和说明。
　　(一)年代
　　此处特指年代学上的问题,其他年代问题另谈。年代学问题在明清史上比较简单,但著者恰犯了一个错误。《提要》卷六收“生于万历四十四年至泰昌元年(1616—1620)”的作者的诗文集。但本卷在生于万历四十七年至泰昌元年之间,没有生于万历四十八年者。《提要》著者显然认为,紧接万历四十七年己未之后的庚申年就是泰昌元年。这是误解。庚申本是万历四十八年,但到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就去世了。太子常洛于八月朔继位,确定“以明年为泰昌元年”。这位泰昌皇帝不泰不昌,病躯不胜烦剧,只在位一个月,九月朔又弃世。皇长子由校嗣立,“从廷臣议,改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3]。所以庚申七月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
　　《提要》卷六收入标明生于泰昌元年者共二十九人。我只就手头资料检查了七人,就发现只有毛先舒、赵进美确实生于泰昌元年,沈谦、孙枝蔚、张煌言、魏际瑞四人则生于万历四十八年,不是《提要》所说泰昌元年。沈谦的儿子圣昭,说父生于万历四十八年正月十九日[4]。孙枝蔚生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所谓“四月过从日正长”、“清和风景日初长”,其子匡也说父“生于前明万历庚申”而不是泰昌庚申可证[5]。张煌言生于万历四十八年六月十九日(或初九日)[6]。魏际瑞“以万历庚申六月二十有四日生”[7]。杨思圣出生甚至不在这一年内。其余二十二人恐怕还有十余人不是泰昌元年生。
　　(二)职官制度
　　首先是职官名称。明清人嗜古成癖,惯用一些前代大体对应的官名称呼当代职官,除了古称,有时还使用别称、尊称、简称等。古称与明清官名虽说对应,但职权未必完全相同,因此并不十分确切。《提要》作为科学著作,应该使用当时职官本名,不应袭用史料中非正规的名称。如宋之韩《海沂诗集》条,说“康熙四年官泸州别驾”,清代无别驾,别驾指府、州所设通判,应称泸州通判。顾岱《青霞草堂诗》条,说“初官滇郡司马”,清代无司马,郡司马指府同知,滇郡司马应为云南府同知。张云翼《式古堂集》条,说“由京卿官廷尉”,清代无廷尉,廷尉应作大理寺卿,大理寺卿也是京卿之一,不是以外的或更高的职官,应明写由什么官迁大理寺卿。
　　其次是关于阁部的称呼。史可法《史忠正集》条说:“弘光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称史阁部。”短短一句,说明著者忽略可法任南京兵部尚书还是先皇帝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的事,还可能意味着著者并不了解他为什么被称为史阁部。阁部是阁与部堂官的合称。明朝制度,天顺、成化以后,内阁渐重,朝廷多以尚书、侍郎等部堂官入直为大学士,大学士也多仍兼部堂虚衔(兼尚书衔者多,奉命掌部务者则有领部的实权),这就是阁部。但这样的阁部只是一种泛常的尊称。到明末,阁部成为应用较多的一种称呼。那时战争频繁,朝廷常派大学士督师出镇、作战,他们本官大学士,往往兼尚书衔,称为阁部或督师阁部,在人们印象中有了一种特殊的军事意义。清廷以王、大将军、将军督师,阁部的称呼从而消失。清末,曾国藩督师,有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等许多职衔[8],也不见恢复使用阁部称呼。由此可见,史可法只有“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9],至江北督师,才“称为史阁部”,单任南京兵部尚书是没有资格称阁部的。
　　此外,有一个问题也与职官制度有关。《提要》以为范凤翼“字异羽,一字勋卿,又作玺卿,号太蒙”,其实,凤翼称“勋卿”,是因他崇祯年间曾任职光禄寺少卿(汉晋设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之事,列诸卿之一,明清以光禄寺卿、少卿附会之),又称“玺卿”,是因他天启年间曾任职尚宝司少卿,勋卿、玺卿是他官职的别称,不是他的字。
　　(三)地理
　　《提要》涉及的,主要是地名的问题。地名是历史性的,行政区划经常变动,地名多半跟着变动,行政区划不变时地名也可能因其他原因更改。因此,史学著作中标写地名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有的学者大名鼎鼎,但他的著作所记地名却错乱可笑,使人感觉其知识的缺陷。著作家既然经常跟地理打交道,就得有一些一贯的科学的原则。最好是标写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地名,加注今地名。介绍古人籍贯,明清进士有题名录,根据本人填写履历制成,真实可靠,非进士就用他出生时的地名。有人完全用今地名,比如介绍曾国藩是湖南双峰人,曾是湖南湘乡人,但包括他的出生地荷叶在内的湘乡县西南一大块,现在已划为双峰县,所以似乎不算错。不过仔细想想,双峰作为县名,不仅曾在世时不曾有过,死后整八十年才出现,说成他的籍贯,总觉得不大踏实。此外,古人作文爱用古地名,近则秦汉唐宋,远至《禹贡》《春秋》,任意使用。著作家在阅读、利用史籍中地理材料时,不勤加查对而随手袭用,就会发生问题。最常见的是清代行省名与前代州县名混合搭配。每见这种地名,我总想起钱谦益穿小领(满装,清制)大袖(汉装,明制)的奇装异服,被人讥刺为“两朝领袖”的故事。我怀疑钱谦益穿两朝混合式样服装只是一个古老的政治笑话,而两朝混合地名则是实实在在、经常见到的。
　　《提要》常常使用古地名、地名别称等,造成许多混合搭配使用的问题。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混合搭配地名有“安徽新安”、“福建晋安”、“江苏金陵”等。安徽是清代省名，安徽省不辖新安县,“安徽新安”是没有的地方,地理志查不着,地图上找不到。新安作为古地名,历史上多次出现,地点不同。隋初曾在新安江流域、祁门、婺源等地设新安郡,所以也是徽州府诸县的一个古地名。至于被《提要》列为“安徽新安人”的作者究属何县,还须进一步考查。福建是明清省名,福建省没有晋安县,晋安是西晋所置县,隋改名南安,明清相沿不变,应作福建南安。江苏是清代省名,而金陵还是战国时楚国邑名,秦设秣陵县,即明应天(府城)、南京,置上元、江宁二县,清二县名沿袭不变。此外,“江苏海陵”,海陵是泰州古名;“福建绥安”,福建没有绥安县,实为建宁;“河南雍丘”,雍丘是春秋时宋国属邑,后属战国时魏国,后晋改杞县;“辽宁襄平”,这是民国时省名与秦代县名混合搭配,襄平在明代为辽东都司城,也称辽阳,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始设辽阳县;“山西平水”,平水是临汾的别称;“山西高梁”,高梁是春秋时晋国属邑,在临汾东北;“江苏毗陵”,毗陵是西汉县名,治所在明清常州府武进县,毗陵就是指武进;“湖北孝昌”,明湖广、清湖北都没有孝昌县,孝昌是孝感古名;“浙江吴兴”,吴兴是古郡名,治所在浙江湖州府乌程县;“浙江四明”,浙江没有叫四明的府州县,四明是宁波府的别称;“浙江浦阳”,浦阳是浦江的古名,明清浙江只有浦江县。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提要》中这类混合搭配地名现象多么严重。
　　从多数情况看,《提要》是采用清代的地名,但实际上也用了许多民国的地名,全书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