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贯彻统一的原则。比如,“浙江温岭”,温岭是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由太平县改名的;“江苏泰县”,泰县也是民国地名,清代称泰州;“江西婺源”,明清婺源都属徽州府,在明为南京直隶,清先后属江南、安徽,民国时从徽州府划拨江西;“直隶沧县”,沧县是民国地名,清代为沧州。还有一种画蛇添足的做法,在清代地名上戴一顶民国帽子,即将江苏通州写作“江苏南通州”,京东也有通州,当独立提到通州,有时为区别南北而加南字北字也无不可,但作为正式地名,南通州是没有的,南通是民国地名并改州为县。可见,清代、前代和民国地名混用,很不科学并必然造成混乱。
　　地理方面还有其他问题。
　　有的条目介绍作者籍贯,采用省事的办法迳写作者“自署”地名。这好像很确切,其实不尽然。举例说,陈上善“自署颍川人”,其籍贯无疑是河南禹州、许昌一带,实际上不是,查施闰章为陈集作《序》说:“陈子元水,吴人也而家豫章。”[10]他是江浙人,住在江西,颍川不过是他的族望而已。又如,钱尔复“自署武原人”、释蕴上“自署桃溪人”、范良“自署黄澥人”、韩象起“自署洪崖人”、张之隆“自署龙门人”,这些武原、桃溪、黄澥、洪崖、龙门之类各在什么地方?黄澥似是黄海之滨,淮安、凤阳一带?龙门是山西河津还是河南洛阳?带给读者的仍是一团困惑。
　　有的作者出身军籍,明朝户籍制度复杂,不少人籍与贯分离,出自军籍者写明籍字比较合适。如冯如京“山西振武卫人”,作“山西振武卫籍”更合实际,而且这个山西不是行省布政使司,而是都司,因为军籍的管理属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的系统,不归布政使司。与此相关连,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误作余,《提要》沿袭此误)一元“直隶山海卫人”的“直隶”二字也有点讲究,因为直隶一方军政是由北平行都司掌管的,佘一元实为“北平山海卫籍”。清兵入关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没有了,佘一元是顺治四年进士,于是成了“直隶山海卫”,后来陆续撤消各地卫所,军人有的入旗籍,有的入民籍,军籍也就废除了。
　　还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做一专门讨论。《提要》介绍余正元为“河南睢阳人”。唐张巡、许远守睢阳,睢阳声名大振,明初并入归德州(后升府,治所在商丘),睢阳一名就成为历史。余正元是进士,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也作河南睢阳民籍。我怀疑,科举考试写三代履历,能填一个久已取消了的地名在上面?《商丘县志》等书也查不到余正元名字,后来在《河南通志》上查得,作“睢阳卫人”[11]。这就对了。其人为睢阳卫军籍。《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为什么错,我始终弄不明白。《提要》也说汤斌是“河南睢阳人”,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准确地作“河南睢阳卫”,也是军籍。军籍废除后,有些史书将卫的所在地作为其人籍贯,汤斌作睢州人[12],也是相适应的处理办法。李遥同样作“河南睢阳人”,检《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实为河南睢州。这些情况说明,不管原是军籍还是民籍,《提要》的写法都不妥当。
　　还有一些写错了的或可疑的或难以查实的地名。如说黄毓祺等“起兵行塘以抗”,许多史籍都是这么写的,但科学问题不靠民主集中制解决,而要由实践、由事实检验。江阴没有“行塘”,有竹塘[13](又作竹堂[14]、筑塘[15]、祝塘),“行塘”可能是因竹、行二字形近致误。又如说倪之煌为“江苏临清人”,临清在山东,这里如非省名有误就是县名有误。如临清不误,则应作山东临清州。又如说于?为“山西宁海人”,清代山西无宁海县,山西也不邻海,例不以海字入地名,此处很可疑。再如说白孕新为“山西榆关人”,宋起凤灵丘知县任“后调乐阳”,季麒光“由内阁中书出为梅溪知县”等等,这榆关、乐阳、梅溪都在什么地方?山西有榆枣关,在盂县城北(现名御枣口),榆关是不是榆枣关?即使是,“山西榆关”的写法也不对,因为榆枣关不是州县。还有的条目把地方行政级别搞错。如说,陈殿桂“选山西浑源知府未赴”,但浑源为州,没有升格为府。
　　《提要》每一条都牵涉地理,但其中存在地理知识的失误和疑点较多,看来好像都是小纰漏,无伤大雅,实际上归根结柢仍然是科学性的问题,不能小视。
　　(四)生卒年
　　《提要》著者很重视诗文集作者的生卒年代,根据生年分卷排序。实际上,凡著作涉及人物系列时,依通例都是少长有序的,即使按类(类有各种标准)分人,在类下仍注意序齿。但这从来是著者自己掌握,大体如此而已,并不明著生某年入某卷,因为许多人生年是查不清的,不必自背包袱。《提要》高张旗帜,大书某卷收“生于某年至某年”者之集,表明著作态度的诚实和老实,但无可否认,同时也增加更大的难度,在生卒年上留下问题,一为考出的生卒年有的存在失误或不足定论,二是没有考出的有的完全可考。
　　关于存在失误或还可商酌的,先引《提要》考证结果,次述不同意见。一,徐“石麒生于万历六年(1578)”,据谈迁说石麒实生万历四年[16];二,张“慎言生于万历六年(1578),卒于顺治三年(1646)”,据谈迁说慎言卒于顺治二年秋[17],又依《明史》云卒时年六十九推知生万历五年[18];三,黄“毓祺生于万历七年(1579),卒于顺治六年(1649)”,但《县志》云死时年六十一[19],则生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四,陈“昌言生于万历十八年(1590),卒于顺治四年(1647)”,但其家乡存有族谱,知昌言实生于万历二十六年,卒于顺治十二年[20];五,郑元勋“卒于顺治三年(1646)”,实则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五月二十五日为扬州士民误害死[21];六,陆“圻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据圻女陆莘行说,圻生于万历四十二年九月初五日[22];七,陈“廷会生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卒于康熙十八年(1679)”,但其家乡《县志》说他死时年六十一[23],则生于万历四十七年;八,杨“思圣生于泰昌元年(1620)”,而魏裔介所撰思圣《墓志铭》说他“生于故明天启元年八月二十日”[24];九,林“时对生于天启三年(1623),卒于康熙二十年(1681)”,据时对《荷牐丛谈自叙》,末署“辛未夏杪七十七翁拾遗氏茧庵述”,辛未为康熙三十年,则时对应生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李聿求说他死时“年九十一”[25],则卒于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十,舒“峻极生于崇祯八年(1635),卒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但说其《韦园诗集》“卷三有其康熙三十三年所作《读刘三幼陵壬辰见遗三札序》,谓‘壬辰予年二十有七,逾今四十三年’”,可见峻极生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自顺治九年至康熙三十三年,恰四十三年,又“享年七十有一”,则卒于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十一,王“晫生于崇祯九年(1636)”,但条目述“王晫为张潮撰《张山来五十序》,成于康熙三十八年,时年六十有三”,说明晫实生于崇祯十年; 等。这是一些普通的失误或疑点。因为《提要》只提供生卒年结论,没有写明资料依据和考证过程,所以不能进行分析、讨论。
　　还有两例错误突出,需要特别说明。一,说沈“廷奎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卒于顺治十三年(1656)后”,但条目提到,“诗题中有‘辛亥余年二十’句,《丁卯除夕》诗云‘行年三十六’。诗止于丙申,当为顺治十三年。《吊玛将军》诗序云:‘甲午秋,王伦寇山东……’”使我们知道所考沈廷奎生卒年代的失误。因为发生所谓“王伦寇山东”事件的甲午秋,是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所以沈廷奎出生在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公元1712年),卒于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公元1776年)以后,《提要》著者仅因不知道王伦起义史事,而将沈廷奎生卒整整提前两周甲子。二,佚名《任川独学甲午杂集》条,据其中文云“苏东坡有‘白发苍颜五十三’之句,余生癸卯,届乙未之岁适当其年”,断言:“癸卯即万历三十一年,乙未则顺治十二年。题中‘甲午’乃顺治十一年。此集作者为金侃。金侃卒于康熙四十二年……俊明子。”如相信这一论断,我们就会发现:金侃生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