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三十一年,卒时高龄百有二岁,此点从不见记载,这犹可解说;金侃为俊明子,而《提要》说“俊明生于万历三十年”(这个生年很确切),于是俊明两岁生子,老子先年生,儿子次年生,则绝对荒唐。我们只能说,不是金侃生卒年有误,就是此集作者不是金侃,或两者都误。这两例都牵涉干支纪年。干支纪年,六十年一循环,需要特别慎重对待。我不知道著者确定两例中干支的具体年份的根据,也不知道他在第二例中肯定“此集作者为金侃”的理由,也就不能作进一步分析。但是这类失误是很显眼的,影响著作的质量。
　　关于《提要》没有考出的作者生卒年代,我们可以做一点补充或提供一点线索。有些补充反映出作者提到的《提要》的一种不足:排卷不准确。举例说:高弘图生年不详,“入清当近八十”,则生年更在隆庆六年前,但弘图幕客谈迁说弘图死时年六十三[26],则生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二,陈上善生卒年都不详,列入卷一显然被作为最迟生于万历二十三年的作者,但条目引康熙二年(公元1603年)施闰章序称“今陈子年且六十”,则生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或稍后;三,;罗伏龙列入卷四显然被认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的作者,但条目说他“卒年五十二”,伏龙死于顺治二年扬州城破时,则生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四,张丹生卒年已有成说,生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卒于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27];五,赵湛生卒年待考,其《玉晖堂诗集》卷一连续有数题,《诫子诗》勉子读书习字,孝养祖母、母亲,有“别汝未两月”、“岂不畏远游”等句,是出门远游月余后寄回的诗,中有“我年四十一”句,接着有《游吴门舟中杂咏》、《壬子清明游虎邱……》[28],壬子为康熙十一年,是这一年或稍前赵湛四十一岁,其生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或稍前;六,孙治列为卷四“生於天启元年至五年(1621—1625)”的作者,治实生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卒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29];七,张晋、张谦是两兄弟,晋为兄而谦为弟,二人诗文集排列次序颠倒,晋生卒年明确,谦《得树斋集》有孙枝蔚《序》,称“牧公今年二十一岁”,并提到“亡友”晋[30],晋死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此《序》最早作于这一年,则谦最早生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谦父行敏死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31],谦最晚生于这一年。
　　此外,还有一些作者生卒年代虽仍待考,但可断定《提要》排卷或排列次序有误,需要调整。举例说:一,吕愿良列入卷七“生于天启元年至五年(1621—1625)”的作者中,但愿良子宣忠如有集,正可列入此卷,因为他生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32],而愿良最晚也只能生于万历三十几年;二,吴山为“卞琳妻”,被列在吕愿良同卷,但卞梦珏为“琳女,母吴山”,却反被列在母前,入卷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1611—1615)”的作者群中,三,张惟勤被列在吕愿良同卷,但其集中“有明末清初冯铨乙丑序二篇”,此乙丑只能是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因下一个乙丑为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而冯铨早已死于康熙十一年,则惟勤最晚生于万历中后期,曾否入清也待考;四,林时跃被列为“生于崇祯四年到八年(1631—1635)”的作者,时跃为“时对兄”[33],时对作“生于天启三年(1623)”,实为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时跃应列在更前。这些从《提要》体例说都属于硬伤。
　　(五)生平
　　《提要》因体例关系,介绍作者生平比较简单,因此,仕途经历、事迹都应选择其意义和影响最大的,官职一般还应举出其最高的或最后的。从这样的视角考察,《提要》关于作者生平的介绍有的有误,有的有缺漏。试举数例:一,张镜心“代蓟辽总督,加兵部尚书”,实际上镜心蓟督没有赴任,加兵部尚书是总督虚衔,都不必提及,只有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曾阻止英国兵船窃据海南岛的企图,是镜心最值得一提的大事[34];二,陈昌言被误为“浙江瑞安人”,实为山西阳城人,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进士,由乐亭知县行取浙江道御史巡按山东;三,王文奎生平介绍简略,实则他游学关外时被掳降清,供职内院,任内弘文院学士,入清后历任保定巡抚、内弘文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漕运总督,后降调,顺治十七年补陕西粮道,卒于任上[35];四,堵胤锡在崇祯年间“官至湖南长沙知府”,“南明时官兵部侍郎”,事实是崇祯十七年春胤锡已升任武昌兵巡道,永历三年(公元1649年)三月以总督直省军务、少傅兼太子太师、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持节督师”[36];五,陶汝鼐出仕履历,只提到“官广东新会教谕”,实际上弘光时曾任职于翰林院,改兵部职方郎,任监军,又改检讨[37],而最重要的是顺治九年他被李定国在衡山约见,与闻李定国军与湖南士民联络、配合的各项活动[38],次年罹谋反大狱,备受酷刑,几乎被杀害;六,傅山入清后最惊心动魄的经历,是牵连进顺治十一年宋谦反清案,九死一生;七,刘孔和并不是顺治二年“以抵抗李自成起义军被杀”,而是崇祯十七年十月因讥讽刘泽清吟诗被害[39];八;梁以樟、吕愿良等都是史可法扬州督师幕府幕客,幸脱一死而作遗民,这是他们生平大节;九,张晋“未知何事系狱”,晋实因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江南乡试同考官,主考方犹、钱开宗被讦告受贿,酿成江南乡试科场案,受牵连被绞死,不止系狱而已;十,嵇“永仁生于崇祯十年(1637)”,“弘光时官中书舍人”,弘光时永仁才八九岁,自然没有“官中书舍人”之理,原来“明福王建藩时有官中书舍人讳廷用者,公[永仁]考也”[40],《提要》误将父冠子戴了。
　　(六)诗文集著录
　　这有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体例。个人著作都可入集,如钱谦益刻《牧斋初学集》,除诗文外,并将《太祖实录辨证》收入,李学颖编《吴梅村全集》,甚至将传奇、杂剧收入,即使增收《绥寇纪略》等书,也无可厚非。但《太祖实录辨证》如果单行,当入乙部;传奇、杂剧单行,也就入集部词曲类;其他都酌情分部归类。假定不这样分,则除合著外所有典籍都成诗文别集了,恐怕不大妥当。《提要》将张凤翔《抚畿疏草》、万应隆《三峰传稿》等都列为集,这些书都单刻单行,依例应分别入史部诏令奏议类、传记类,不宜更改成例。又所谓诗文集不管是单刻单行,还是编入丛书,都应独立成书。这也就要求篇(文)、首(诗)有一定的数量。《提要》将包捷《包惊几诗》列为一集,说“此集辑入《启祯两朝遗诗》”。《启祯两朝遗诗》是诗总集,不是丛书,每人选诗少者一首、数首,因诗以存人。包捷诗所选仅七首、共合一页,列为一诗集,未免过于单薄,而且《启祯两朝遗诗》收有诗篇者约三百余人,其中入清者不少,仅抽出包捷诗列集,也很奇怪。无独有偶,所谓郭宗鼎撰《清诗大雅》也不是郭宗鼎的诗集,乍见此条我怀疑个人诗集绝不能题此高自标榜、夸张的书名,一查,果然是汪观选清初诗总集,可惜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中心正搬迁新馆,不能到文学所检看原书,估计郭宗鼎不过是入选作者中的一位,绝非整个书都是他一人的作品。《提要》的《凡例》申明“本书仅收个人诗文集”,则诸书自属阑入,否则在体例上应引起质疑。
　　体例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一个人如果有多种诗文集,以什么立项?《凡例》说:“题中书名力求标出足本或定本。”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但实行时有失误,多数是调查研究不够,也有的是没有坚持贯彻既定的标准。《提要》完全没有利用《四库禁毁书丛刊》的材料,导致多处未能“标出足本或定本”。如说陈函辉“今仅存《寒光集》三卷”,不知《四库禁毁书丛刊》收有其《小寒山子集》(崇祯刻本)十四卷;说文德翼《求是堂文集》“惜遭禁不传”,不知此集(明末刻本)十八卷,已收在《四库禁毁书丛刊》;说揭重熙只存世《诗集》一种,不知《四库禁毁书丛刊》还收有《揭蒿庵先生文集》(乾隆二十七年鹳玉斋刻本)十卷;说方其义诗文“今存《时术堂遗诗》不分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