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赢余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进取者乎?有不贪生畏死，择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谀恶谤，党同伐异者乎?有不上人求胜，悦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谄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舆，行无顾虑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足以称善士矣，我未之见也。(卷十三事部)

可见当时极大多数士大夫嘴上讲的尽管是修、齐、治、平、仁、义、道德，头脑里却无非是富贵、鬼神、钱财、女色。

    北京是当时的首都，江南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苏州为其都会，按理说，北京、苏州两地的风尚，即便不能完全遵守周孔的礼教，总该相去不远，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

在这两个封建文化最发达的城市里，谢氏似乎并没有闻到一点点忠、孝、仁、义、温、良、恭、俭的周孔之教的气息。

    如上所述，可见中国文化一方面随着时代的演进而随时在变，各时代的差异是相当大的，决不能认为存在着一种几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或代表的一成不变的文化。另一方面，五四以前，无论是从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三干弟子以来的二千三四百年，还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二千年，还是从宋儒建立理学以来的七八百年，儒家思想始终并没有成为任何一个时期的唯一的统治思想。两汉是经学和阴阳、五行、谶纬之学并盛的时代，六朝隋唐则佛道盛而儒学衰，宋以后则佛道思想融入儒教，表面上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骨子里则不仅下层社会崇信菩萨神仙远过于对孔夫子的尊敬，就是仕宦人家，一般也都是既要参加文庙的祀典，对至圣先师孔子拜兴如仪，更乐于上佛寺道观，在佛菩萨神仙塑像前烧香磕头祈福。总的说来，控制当时整个社会精神世界的，是菩萨神仙，而不是周公孔子孟子。《五杂俎》里有一条对这种情况说得极为精采明白：

除了崇信菩萨神仙之外，还有形形色色数不清的各种迷信，如算命、看相、起课、拆字、堪舆、扶箕、请神、捉鬼等等，无一不广泛流传，深入人心。甚至如近代史上负盛名的进步思想家魏源，也是一个堪舆迷。他在江苏做官，在镇江找到了一块“好地”，竟不惜把他已在湖南老家安葬多年的父母骸骨，迢迢千里迁葬过来．我们怎么能说五四以前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就是孔孟一家的儒家思想呢?

二

    中国史上自秦汉以后中原王朝的版图都很广大，各地区的风土习尚往往各不相同。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过去研究文化史的同志们，对这种文化的地区差异一般都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在此我举几个朝代为例，简要指出各区间的显著差异。

    (1)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约百年之后的成帝时，刘向将汉朝全境划分为若干区域，丞相张禹使僚属朱赣按区叙次其风俗，后来为班固辑录于《汉书·地理志》的篇末。根据此项资料，其时全国只有齐地“士多好经术”，鲁地“其好学犹愈于他俗”，三辅(京都长安附近，今关中平原)的世家“好礼文”，此外各地区全都没有提到有儒家教化的影响，相反，到处流播着各种不符合儒学礼教习俗。例如：

    就是儒教比较最昌盛的齐鲁二地，齐“俗弥侈”，其士“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鲁地“去圣之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也不能算是风俗淳厚的礼义之邦．

    (2)《隋书》的《志》本为《五代史志》，以南北朝后期梁、陈、齐、周和隋五代为论述对象。其《地理志》将隋炀帝时全国一百九十个郡按《禹贡》九州编次，各于州末略叙其风俗。

    九州之中，兖、徐、青三州十五郡(今山东和河南河北与山东接境的一小部分，江苏淮北部分，安徽淮北的东部)被肯定为教化最良好的地区。兖州五郡，“有周孔遗风，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徐州四郡，“贱商贾，务稼穑，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青州四郡，  “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归于俭约”；但齐郡(今济南)“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东莱“朴鲁少文义”，是其缺失。

    尚儒风气次于兖、徐、青三州的是豫、冀二州。豫州十六郡(今河南大部分、安徽淮北的西部、山东西南的一部分、陕南东部及鄂西北一部分)基本被肯定为“好尚稼穑，重于礼义”，独帝都所在的河南(洛阳)则被讥为“尚商贾，机巧成俗”。冀州三十郡，在今河北中南部的七郡“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今河南黄河以北的河内、汲二郡“俗尚于礼”，基本被肯定；惟介在其间的魏郡、清河则被讥为“浮巧成俗”，“轻狡”；在今山西中南部的七郡基本被肯定为“重农桑，朴直少轻诈”，惟“伤于俭啬，其俗刚强”；自今山西北部北至河套东北五郡和河北北部东至辽西六郡“地处边陲”，其人“劲悍”“勇侠”，风教异于内郡；惟涿郡(今北京)、太原“人物殷阜”，“多文雅之士”。

    以上五州是黄河下游两岸即所谓关东地区。

    自关以西的雍州，即基本为儒家声教所不及。长安附近关中平原三郡，风气很坏：“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穷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三辅以北以西的古“六郡”之地，比较淳朴，“性质直，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自此以北缘边九郡(陕北、宁夏至河套)及河西诸郡则“地接边荒，多尚武节”。

    秦岭以南长江上游的梁州，惟蜀地“颇慕文学，时有斐然”；“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然多溺于逸乐”，“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使夷僚，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汉中与巴地则“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崇重道数，犹有张鲁之风”。汉中以西蜀郡以北诸郡则“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务于农事，工习猎射，于书计非其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