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的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丧葬之节，颇同于诸左云”；全州二十二郡中，只有南郡襄阳“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
以长江下游为中心的扬州地区比梁州荆州更为广大，东北起今苏皖鄂豫的淮南，中间为长江以南的今苏皖沪浙闽诸省市，南至五岭以南的今两广和越南北部。其中淮南八郡被誉为“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江南岭北十八郡则大抵“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异居”，又分为二区：“吴中”七郡(以太湖流域为中心、西包皖南宣城一带，南包浙江宁绍金衢)“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评价最高；此外十一郡(今江西福建二省及皖南浙西之旧严徽二府。浙南之旧温处台三府)风教皆不及“吴中”，尽管也“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但豫章等郡有妇女“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丈夫举孝廉即逐前妻，庐陵宜春等郡又往往有畜蛊害人的恶习。五岭以南十九郡风气更差，“人性轻悍，易兴逆节”，而俚僚则既“质直尚信”，又“重贿轻死，唯富为雄”，“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者”，“俗好相杀，多搆仇怨”。
总括《隋书·地理志》所载，当时被誉为尊儒重礼的，只有中原二十一郡荆扬十七郡共三十八郡，仅占全国一百九０郡的五分之一；就是在这三十八郡中，也还夹杂着不少违反儒教的风俗。至于其他五分之四的地区(按郡数计)，则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儒教的影响：中原经济发达地区则机巧轻狡侈靡成俗，边郡则失之于刚强劲悍；南方梁荆扬三州则普遍信鬼神奸淫祀。长江流域尊儒重礼的郡数已接近中原，这当然是永嘉乱后中原士族南迁的结果。
(3)《通典·州郡典》载天宝年间的三百多府郡，也是按《禹贡》九州分区记叙，州末各记上一段风俗。据此，其时：
冀州的山东(今河北) “尚儒”， “仗气任侠”，而邺郡(今安阳附近冀豫接壤一带)“浮巧成俗”；山西人勤俭，而河东(今晋西南)“特多儒者”；并州(太原及迤北)“近狄，俗尚武艺”。兖州(今冀东南鲁西)“人情朴厚，俗有儒学”。青州(今山东济南以东)“亦有文学”。徐州(鲁南苏皖淮北)“自五胡乱华，数百年中，无复讲诵，况今去圣久远，人情迁荡”，但又说“徐兖其俗略同”。豫州只说“周人善贾，趋利纤啬”，而不及他郡。中原这几州儒学的声势，比百五十年前《隋志》所载，大致并没有什么进展，惟山东、河东多世族，故独擅儒术。
关中的雍州京辅因“五方错杂，风俗不一，称为难理”；其西北诸郡“接近胡戎，多尚武节”；“其余郡县，习俗如旧”。
长江流域上游梁州的蜀土“学者比齐鲁”。下游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如旧，而江东因永嘉之后“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中游荆州“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僚，率多劲悍”。
五岭以南于九州外别为一区，“人杂夷僚，不知教义，以富为雄”，“民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轻悍易兴逆节”。
总的说来，盛唐时代的儒学兴盛地区，北方则山东、兖州，南方则吴中，略如隋旧；惟以蜀土比齐鲁，可能比隋代有所发展。
(4)《宋史·地理志》将崇宁时的二十四路合并为十二区，区末各有一段论风俗，较《汉志》《隋志》更为简略，兹参以《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所载，略述如下：
中原诸路中，京东“专经之士为多”，河北“多专经术”，京西洛邑“多衣冠旧族”，文教称盛。京东二路大率“皆朴鲁纯直”，“重礼义，勤耕纴”；惟兖济“山泽险迥，盗或隐聚”，登莱高密“民性惟愎戾而好讼斗”。京西二路“民性安舒”。河北二路“质厚少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此外河东则“刚悍朴直”， “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啬尤甚”。陕西二路“慕农桑、好稼穑”，“夸尚气势，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者好斗轻死”；惟蒲解本隶河东，“俗颇纯厚”；被边之地，“其人劲悍而质木”；“上洛多淫祀，申以科禁，其俗稍变”。
南方的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四路是当时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尤以福建为最，多响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但这几路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两浙“奢靡，奇巧”；江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江南福建皆“多田讼”．此外则淮南二路“人性轻扬”。荆湖南路“好讼者多”，此路“俗薄而质”，归、峡“信巫鬼，重淫祀”。川峡四路“民勤耕作，…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尚奢靡，性轻扬”；“庠塾聚学者众”，文士辈出，而“亲在多别籍异财”。涪陵之民，“尤尚鬼俗”。广南二路“民婚嫁丧葬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人病不呼医服药”。
这里有值得注意的两点：一、两宋是理学最昌盛的时代，可是除福建一路的“喜讲诵”当即指此外，其他各路记载里竟概未涉及。当然，京东、河北、两浙、江南和蜀中的“文学”“经学”，不可能完全与理学无涉；要之，由此可见，即使在宋代，理学怕也未必已为读书人所普遍接受。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两浙、江南、福建，同时又是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的地区，可见宋代的儒家尽管已“冶三教于一炉”，但至少在民间佛道的权威显然还是比周孔之教高得多。
(5)《元史》、《明史》、《清史稿》的《地理志》不载风俗；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中《元统志》今残存已不及百分之一，《明统志》、《清统志》所载风俗一般仅趂录前代旧志陈言，不反映当代情况。所以中国文化在这六百多年中的地区差别并无现成资料可资利用，现在我只能就明朝一代，杂采诸书零星材料，略事阐述：
据清人黄大华所辑《明宰辅考略》，自永乐初至崇祯末，历任内阁大学士共一百六十三人。兹按明代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表列这一百六十三人的籍贯如下：(内一人待考)
明制内阁大学士皆由翰林出身，所以这张表大致可以反映各地区文化程度的高下：南直、浙江、江西三省共得七十五人，占全国总数45％；加福建省共得八十六人，四省占总数53％，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其中又以相当今苏南、上海的五府得十九人，浙江的嘉湖宁绍四府得二十人，江西吉安一府得十人，福建泉州一府得五人，尤为突出。中原的北直、山东、河南、山西四省合四十六人，占总数28％。此外陕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共得三十人，占18％。其中陕西二人都是最接近中原的同州人，广西二人都是地接湖广、省会所在的桂林人。十五省中，云贵二省全都不出一人。所以全国人才分布的总形势是东南最盛，中原次之，西北西南最为落后；西北的陕西当今陕甘青宁四省区之地只出二人，西南的广西和云贵三省也只出二人。
致位宰辅必须经由科举，应科举必须读儒家的经典；但当时的儒学代表人物不是位极人臣的大学士或名魁金榜的三鼎甲，而是以道义名节自励，讲求修、齐、治、平之道的理学家。《明史》将一代著名理学家除少数几个有事功列于专传者外，编次为《儒林传》二卷，共著录一一五人。兹表列到——五人的籍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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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5”，据《明宰辅考略》当为“4”。——校者注。
东南四省占了全国总数76．5％，北方四省仅占16％，此外中南西南三省合占7％。除西南广西、云、贵三省无人外’奇怪的是，畿辅之地北直竟亦无人，十五省中缺了四省，总的分布形势基本与宰辅相同，而荣枯之差更大。这应该是由于宰辅出自科举，科举各省有定额，故分布面比较广，比较平衡，而理学的授受传播则自应由近而远，僻远处更难为传播所及。可见科举和儒术虽然是两回事，二者都足以代表当时文化盛衰的地区差异。
为了企求早日完成这篇讲稿，我未能为《明史·文苑传》中人物作出分省统计；逆料做出来的结果与宰辅儒林不会有多大差别。
多出卿相、名儒、文入学士的地区，一般当然就是儒术礼教最昌盛的地区。如上表，《明史·儒林传》中的人物以江西为最多，这是与明人著作《文武库》①中所记江西风俗正相符合的。全省十三府，其中南昌、饶州、广信、九江、建昌、抚州、临江、吉安、袁州九府，都被赞许为“家有诗书”，“人多儒雅”，“比屋弦诵”，“尚礼崇德”，“力学知廉耻”等等。万历中王士性所著《广志绎》，备载十四省(不及福建)民俗，他省皆不及儒术，独称“江右讲学之盛，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矣”(卷四)。但江右风俗悖于礼教者亦不在少。通省则“少壮者多不务穑事，出营四方，至弃妻子而礼俗日坏，奸宄间出”(《文武库》)。其外出又不是经营正经工商业，往往用堪舆星相等术数，赖谭天悬河的辩才以骗取钱财(《广志绎》卷四)。各府则南昌“薄义而喜争”，建昌“性悍好争讼”，瑞州“乐斗轻死，尊巫淫祀”，赣州“好佛信鬼，嗜勇好斗，轻生致死”，南安“多讼”(《文武库》)。
浙江出宰辅仅次于南直，理学之盛仅次于江西，而绍兴一府科名儒学之盛，又甲于浙江。然为顾亭林詈为“天下之大害”，“百万虎狼”，窟穴于自京师各部至各级地方衙门的胥吏(《郡县论》)，正是浙江的绍兴人。
南直的文化中心，首推南京苏州扬州三处。成书于万历晚期的谢肇涮《五杂俎》，痛诋苏州人的儇巧，已见上文。南京则以秦淮烟月、旧院名妓著称(《广志绎》卷二)。而扬州人多以买童女经过一番如何做好姬妾的专业教养后以厚直出售为业，俗称“养瘦马”。以致“广陵之姬”，成为名闻四远的名产，达官巨贾，“欲纳侍者类于广陵觅之”。且业此者并不限于平常人家，“即仕宦豪门，必蓄数人，以博厚糈，多者或至数十人”(《广志绎>>卷一、《五杂俎》卷七、《野获编》卷二三》。三处如此，则南直风尚之多弊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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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初李培将此书辑入《灰画集》，序中只提到此书为张文升所藏，下著撰人姓名。
南宋朱熹家居建阳，一生活动长期皆在闽中，故世称其学为“闽学”，其影响直到明代还很深。建宁、延平、邵武、汀州上四府，有“小邹鲁”之称(《灰画集》引《方舆胜略》)。谢肇涮是福州长乐人，自诩“吾邑虽海滨椎鲁，而士夫礼法，甲于他郡。…市不饰价，男女别于途，不淫不盗，不嚣讼，不逋赋。”但谢氏又承认“今之巫觋，江南为盛，江南又以闽广为甚。闽中富贵之家，妇女敬信无异天神”。“惑于地理者，惟吾闽为甚”。“最可恨瘟疫一起，即请邪神”。而闽广人好男色，尤甚于他处；福州又往往“乘初丧而婚娶，谓之乘凶”(《五杂俎》)。丘濬又指出“溺子之俗，闽之建剑为甚”(《大学衍义补》)。沈德符极言闽人之重男色，至以“契兄弟”比之于伉俪；甚者又有壮夫娶韶秀少年，与讲衾裯之好，称“契父子”(《野获编补遗》)。如此种种恶俗在福建的广泛流行，可见所谓“小邹鲁”，所谓“最讲礼法”，只是一些士大夫闭目塞听所作的自我吹嘘而已。
封建文化最发达的东南四省尚且不能按儒学的要求澄清社会风尚，其他地区当然更谈不上了。看来山东的“士大夫恭俭而少干谒，茅茨土阶，晏如也”，河南的风俗有“淳厚质直”之誉，多半是由于地瘠民贫而导致的，与儒学的教化未必有多少关系。所以山东、河南皆多盗，“宛洛淮汝睢陈汴卫”一带，又有“同宗不相敦睦”，“同姓为婚多不避忌，同宗子姓，有力者蓄之为奴”这一类违反礼教的陋俗。“又好赌，贫人得十文钱，不赌不休，赌尽势必盗，故盗益多”(《广志绎》卷三)。中原如此，西南广西云贵等地民夷杂处，诸夷仍其旧俗，华人什九皆各卫所的戍卒，其不谐于名教更可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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