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尊严：启蒙运动的重新定位 ——世界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变迁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摘要]启蒙运动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发端。由民粹主义与威权体制导致启蒙走向反启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启蒙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得以复兴。它和二十世纪初的启蒙相比，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彼此积极互动。所谓理性专擅，实际上抹煞了目的理性，将整个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以工具理性压倒目的理性。但真正的问题是理性缺位而不是理性专擅，是在挑战中提升启蒙而不是否定启蒙。
[关键词]启蒙与反启蒙；启蒙的复兴；人的尊严
世界经济一体化与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变迁，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在这个题目下，可以写成一部甚至多部专门著作。本文将从启蒙的核心观念在当代中国的重新定位这一视角切入，考察中国文化当代变迁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特征。
一、启蒙如何走向反启蒙
拉梅特利(La Mettrie)1748年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作《人是机器》。康德1784年所写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就此针锋相对地指出:“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康德要求：“按照人的尊严去看待人，[1-p31]。康德在解释什么是启蒙时指出，启蒙就是“要敢于认识”，人们应当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而不是用别人的思想来代替自己思想。为此，他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1 -p24 ]。可是，在20世纪中叶中国那个“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最高的信条却是对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几亿颗脑袋无条件地听命于一颗脑袋，服从一颗脑袋。
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康有为将“人有自主之权”及“天地生人，本来平等”宣布为人类“公法”起，欧洲启蒙运动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性等等核心观念，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经成为时代的一面旗帜和许多人不畏牺牲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看一看陈独秀1915年9月为《青年杂志》创刊所写的《敬告青年》第一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便可感受到那时先进的中国人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是多么热烈地自觉认同：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益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任，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2-p74]
这一段话，对康德所说的人的尊严、要敢于认识敢于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作了非常准确的诠释；也正是这一段话，成了“五四”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信条。然而，中国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中，竟从这样激进的启蒙转变为与启蒙反其道行之呢?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是在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面冲击下开始的。但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在接受了从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鸡、伏尔泰直到康德等人将一切诉诸理性的启蒙核心观念的同时，目睹资本主义在欧洲本土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残酷肆虐的无情现实，对欧洲出现的而且越来越强劲的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理性主义、悲观主义思潮，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在中国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中，一部分人从一开始就将欧洲启蒙观念和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潮结合在一起，另一部分人则从一开始就将启蒙观念与截然否定资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悲观主义结合在一起。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国内社会大变动的新形势，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启蒙运动的这一根本特征。
2002年9月，马丁·沃尔夫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自由的世界》一文中提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经济实现了高度一体化。然而，这种一体化进程在1914年和1945年之间发生了逆转。那次一体化进程的中断是观念、利益集团、经济动荡和灾难性的国际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观念方面，最突出的倾向就是“反自由主义观念的崛起，人们满怀热情地接受了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3]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分裂为两大集团，使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陷于破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建立了一种与之相对立的社会制度。在俄国革命带动下，许多受列强奴役的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使一体化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被破坏。启蒙所追求的理想被现实击得粉碎。利益集团之间的敌对关系，阶级之间的敌对关系，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之间的敌对关系，使得哈贝马斯所说的工具理性占据了支配地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与人的价值常常被搁置一边，启蒙思想家所追求的境界常常被视为空谈甚至是骗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两个阵营的对垒，冷战的持续紧张状态，使这一倾向愈演愈烈。这是启蒙走向反启蒙的外部环境。
就中国自身而言，启蒙运动，应当说，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始而发端的。现代化进程，代表了中国历史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标志着中国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与这一进程几乎同时，根源于中国传统小农个体经济周期性危机爆发，农民运动与现代化运动，相连带地，与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并不一致。农民们要求的是平分土地，保障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干扰，不被破坏。和启蒙观念相对立的民粹主义及威权体制乘势急速膨胀。而启蒙的核心观念则被当作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被弃之如敝履。“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否定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否定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民粹主义弥漫于整个社会，个人的威权登峰造极，启蒙很自然地走向了完完全全的反启蒙。
二、启蒙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复兴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现代中国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直接否定了“两个凡是”也就是结束了个人对于思想与真理的垄断，还人们以思想的权利；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推动人们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对违背客观事实的谬误产生怀疑，进行批判，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掌握真理。启蒙的精神于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得以复兴。复兴的启蒙，和二十世纪初的启蒙相比，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彼此积极互动。
在政治上，确认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思想解放，给数以百万计、千万计长时间被划归“另类”的社会成员以基本的人身权利，承认他们享有不应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平反纠正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改正错划的右派分子54万多人，摘掉了全国约2000多万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帽子，为约40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在全国被划为资本家的86万原工商业者中，确定约70万人本属劳动者，并宣布其他工商业者也已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不再被作为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而被承认为工人阶级中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天安门事件”等涉及众多群众的“文革”中的重大案件，以及对待民族、宗教、侨胞、台胞与台属的不公正态度，一一得到纠正。所有这些成员，连同受到株连的他们的子女、家
[关键词]启蒙与反启蒙；启蒙的复兴；人的尊严
世界经济一体化与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变迁，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在这个题目下，可以写成一部甚至多部专门著作。本文将从启蒙的核心观念在当代中国的重新定位这一视角切入，考察中国文化当代变迁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特征。
一、启蒙如何走向反启蒙
拉梅特利(La Mettrie)1748年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作《人是机器》。康德1784年所写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就此针锋相对地指出:“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康德要求：“按照人的尊严去看待人，[1-p31]。康德在解释什么是启蒙时指出，启蒙就是“要敢于认识”，人们应当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而不是用别人的思想来代替自己思想。为此，他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1 -p24 ]。可是，在20世纪中叶中国那个“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最高的信条却是对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几亿颗脑袋无条件地听命于一颗脑袋，服从一颗脑袋。
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康有为将“人有自主之权”及“天地生人，本来平等”宣布为人类“公法”起，欧洲启蒙运动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性等等核心观念，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经成为时代的一面旗帜和许多人不畏牺牲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看一看陈独秀1915年9月为《青年杂志》创刊所写的《敬告青年》第一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便可感受到那时先进的中国人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是多么热烈地自觉认同：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益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任，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2-p74]
这一段话，对康德所说的人的尊严、要敢于认识敢于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作了非常准确的诠释；也正是这一段话，成了“五四”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信条。然而，中国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中，竟从这样激进的启蒙转变为与启蒙反其道行之呢?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是在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面冲击下开始的。但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在接受了从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鸡、伏尔泰直到康德等人将一切诉诸理性的启蒙核心观念的同时，目睹资本主义在欧洲本土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残酷肆虐的无情现实，对欧洲出现的而且越来越强劲的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理性主义、悲观主义思潮，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在中国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中，一部分人从一开始就将欧洲启蒙观念和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潮结合在一起，另一部分人则从一开始就将启蒙观念与截然否定资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悲观主义结合在一起。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国内社会大变动的新形势，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启蒙运动的这一根本特征。
2002年9月，马丁·沃尔夫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自由的世界》一文中提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经济实现了高度一体化。然而，这种一体化进程在1914年和1945年之间发生了逆转。那次一体化进程的中断是观念、利益集团、经济动荡和灾难性的国际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观念方面，最突出的倾向就是“反自由主义观念的崛起，人们满怀热情地接受了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3]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分裂为两大集团，使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陷于破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建立了一种与之相对立的社会制度。在俄国革命带动下，许多受列强奴役的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使一体化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被破坏。启蒙所追求的理想被现实击得粉碎。利益集团之间的敌对关系，阶级之间的敌对关系，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之间的敌对关系，使得哈贝马斯所说的工具理性占据了支配地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与人的价值常常被搁置一边，启蒙思想家所追求的境界常常被视为空谈甚至是骗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两个阵营的对垒，冷战的持续紧张状态，使这一倾向愈演愈烈。这是启蒙走向反启蒙的外部环境。
就中国自身而言，启蒙运动，应当说，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始而发端的。现代化进程，代表了中国历史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标志着中国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与这一进程几乎同时，根源于中国传统小农个体经济周期性危机爆发，农民运动与现代化运动，相连带地，与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并不一致。农民们要求的是平分土地，保障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干扰，不被破坏。和启蒙观念相对立的民粹主义及威权体制乘势急速膨胀。而启蒙的核心观念则被当作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被弃之如敝履。“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否定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否定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民粹主义弥漫于整个社会，个人的威权登峰造极，启蒙很自然地走向了完完全全的反启蒙。
二、启蒙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复兴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现代中国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直接否定了“两个凡是”也就是结束了个人对于思想与真理的垄断，还人们以思想的权利；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推动人们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对违背客观事实的谬误产生怀疑，进行批判，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掌握真理。启蒙的精神于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得以复兴。复兴的启蒙，和二十世纪初的启蒙相比，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彼此积极互动。
在政治上，确认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思想解放，给数以百万计、千万计长时间被划归“另类”的社会成员以基本的人身权利，承认他们享有不应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平反纠正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改正错划的右派分子54万多人，摘掉了全国约2000多万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帽子，为约40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在全国被划为资本家的86万原工商业者中，确定约70万人本属劳动者，并宣布其他工商业者也已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不再被作为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而被承认为工人阶级中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天安门事件”等涉及众多群众的“文革”中的重大案件，以及对待民族、宗教、侨胞、台胞与台属的不公正态度，一一得到纠正。所有这些成员，连同受到株连的他们的子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