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尊严：启蒙运动的重新定位 ——世界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变迁(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人由此而超越单纯的自然的存在，超越作为动物性所具的有限性，通过立德、立功或立言，走向不朽。如果不承认“人是目的”，那么，不仅世界化、现代化丧失存在的合理性，整个人类文明都将被视为违反了自然性，人只有退化到猿人时代或者类人猿时代去。从生态失衡到重建生态平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正是世界化与现代化发展，使可持续发展有了可能。
人具有欲望，包括物欲、性欲、求知欲、占有欲、求胜欲等，这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也因此而具有生命权、财产权、性生活权、受教育权、发展权、自由权等基本权利。能不能同意世界化、现代化使得人欲横流、道德沦丧这一观点呢?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是人类争论了几千年的一个古老的问题。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认定在前世界化、前现代化时代，人性为善，能道德自律。而走向世界化与现代化，则使人性中恶的一面膨胀起来，人们不再能道德自律。但是，历史实际并非如此。在生产很不发达、人们知识还很封闭的时代，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享有或独占上述权利，绝大多数人的这些权利被剥夺，或者受到严重侵害，恶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当时历史前进的动力。启蒙确认每个人基于人性，都应拥有以上各项权利，尽管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损害这些权利的现象，但大多数人终于有了条件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当然，人性中恶的一面以及非人的动物性仍然保留了不少，而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靠放弃启蒙，而是应当在世界化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启蒙。
所谓理性专擅，实际上抹煞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目的理性”，而将整个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再将工具理性等同于科学主义，将科学等同于技术，反过来将唯技术主义的弊端统统归之于理性。反全球化人士常常将目前世界存在的大量问题归咎于理性的存在，其实，在许多发达国家中，也常常是工具理性压倒了目的理性，背离了理性的根本精神—人的自主、人的自立与人的自由，将理性变成了达到功利目标的工具。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从一开始所面临的深重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使之不能不急功近利，要求迅速见到成效，工具理性因之从一开始就取代目的理性而取得支配地位，人的自主、自立与自由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必须服从于民族战争以及阶级战争的需要。即使转变到和平建设时期以后，由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也从属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目的理性也仍然处于附从地位。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理性缺位，而不是理性专擅。
将个人主义极度膨胀归罪于启蒙核心观念，同样是对启蒙的误解或曲解。启蒙运动确定“人是目的”，确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与人的权利，其基本立场就是承认每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尊严、价值与权利，将每一个成员的尊严、价值和权利视为同样神圣。在康德那里，权利就是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个别人的自由协调一致为条件而限制每个人的自由。恩格斯也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5 -p458 - 459 ]因此，个人的自由与群体的自由以及人类整体的自由，在“人是目的”中是互相制约又互相统一的。当然，真正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容易。因为人性有善的一面，所以，这个统一需要依靠道德自律；而人性又有恶的一面，所以，这个统一又需要藉助于法治，藉助于制度规范。而道德自律也好，法治以及制度规范建设也好，都是一个过程。它们本身各自又都是一项系统工程，人类也正是在这各个领域中，通过不断努力而不断提升自己，不断前进。于此可见，在新的挑战面前，人类不是应当放弃“人是目的”，而是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方向，明确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权利。
四、人的尊严与当代价值体系重建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曾尖锐地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语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这是因为富有与贫穷的对立更加尖锐化了，自由变成了小资产者和小农失去财产的自由，商业日益变成欺诈，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5 -p408]恩格斯这段论述为人们所熟知，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被许多人认定为完全否定了启蒙运动，否定了启蒙核心观念。
然而，这一判断很不准确，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定“人是目的”，并不否定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相反，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更明确的目标，提倡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资本论》明确指出:未来社会应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和自由的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6 -p649]。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具体解释过这一目标：“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每个人的共同生活方式。[5-p516]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2001年7月1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突出地对马克思这一基本观点作了专门阐述。江泽民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还强调这两者互为前提和基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7]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终极目标和现实的行动纲领，而且应当成为21世纪沟通世界各不同文明，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和睦共存、优势互补的共同价值基准和行动指南。因为它使“人是目的”在当代完全具体化了，使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明确了得以实现的具体途径，也就是说，它使启蒙核心观念在当代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为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应成为新世纪全人类的共同宪章。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并没有成为历史的陈迹。它仍在继续；它也必须继续，对中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坚持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将推动中国文化形成崭新的价值体系，形成新的巨大的文化空间，为文化转型与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中国文化在广泛吸收世界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是有希望的。而坚持每个人自由与全面发展，又必将推动世界各大文明在新时代实现伟大复兴。
人是目的，人不能对自己丧失信心。
[参考文献]
[1]见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陈独秀文章选编[M].上海:三联书店，1984年6月，上册.
[3](英)金融时报[N ] .2002年9月4日.
[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在目的国度中，人(连同每一种理性生命)，就是目的本身。这就是说谁(甚至神)也不能把人仅仅用作手段，而不同时把他本身当作一个目的。因为蕴含于我们本身的人性对我们自己来说一定是神圣的，这么说的理由在于人是道德法则的主体。”参见郑保华主编.《康德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8月，第28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
[6]资本论[M].第1卷，中文本.
[7]见2001年7月1日《人民日报》.
人具有欲望，包括物欲、性欲、求知欲、占有欲、求胜欲等，这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也因此而具有生命权、财产权、性生活权、受教育权、发展权、自由权等基本权利。能不能同意世界化、现代化使得人欲横流、道德沦丧这一观点呢?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是人类争论了几千年的一个古老的问题。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认定在前世界化、前现代化时代，人性为善，能道德自律。而走向世界化与现代化，则使人性中恶的一面膨胀起来，人们不再能道德自律。但是，历史实际并非如此。在生产很不发达、人们知识还很封闭的时代，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享有或独占上述权利，绝大多数人的这些权利被剥夺，或者受到严重侵害，恶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当时历史前进的动力。启蒙确认每个人基于人性，都应拥有以上各项权利，尽管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损害这些权利的现象，但大多数人终于有了条件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当然，人性中恶的一面以及非人的动物性仍然保留了不少，而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靠放弃启蒙，而是应当在世界化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启蒙。
所谓理性专擅，实际上抹煞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目的理性”，而将整个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再将工具理性等同于科学主义，将科学等同于技术，反过来将唯技术主义的弊端统统归之于理性。反全球化人士常常将目前世界存在的大量问题归咎于理性的存在，其实，在许多发达国家中，也常常是工具理性压倒了目的理性，背离了理性的根本精神—人的自主、人的自立与人的自由，将理性变成了达到功利目标的工具。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从一开始所面临的深重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使之不能不急功近利，要求迅速见到成效，工具理性因之从一开始就取代目的理性而取得支配地位，人的自主、自立与自由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必须服从于民族战争以及阶级战争的需要。即使转变到和平建设时期以后，由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也从属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目的理性也仍然处于附从地位。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理性缺位，而不是理性专擅。
将个人主义极度膨胀归罪于启蒙核心观念，同样是对启蒙的误解或曲解。启蒙运动确定“人是目的”，确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与人的权利，其基本立场就是承认每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尊严、价值与权利，将每一个成员的尊严、价值和权利视为同样神圣。在康德那里，权利就是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个别人的自由协调一致为条件而限制每个人的自由。恩格斯也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5 -p458 - 459 ]因此，个人的自由与群体的自由以及人类整体的自由，在“人是目的”中是互相制约又互相统一的。当然，真正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容易。因为人性有善的一面，所以，这个统一需要依靠道德自律；而人性又有恶的一面，所以，这个统一又需要藉助于法治，藉助于制度规范。而道德自律也好，法治以及制度规范建设也好，都是一个过程。它们本身各自又都是一项系统工程，人类也正是在这各个领域中，通过不断努力而不断提升自己，不断前进。于此可见，在新的挑战面前，人类不是应当放弃“人是目的”，而是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方向，明确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权利。
四、人的尊严与当代价值体系重建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曾尖锐地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语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这是因为富有与贫穷的对立更加尖锐化了，自由变成了小资产者和小农失去财产的自由，商业日益变成欺诈，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5 -p408]恩格斯这段论述为人们所熟知，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被许多人认定为完全否定了启蒙运动，否定了启蒙核心观念。
然而，这一判断很不准确，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定“人是目的”，并不否定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相反，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更明确的目标，提倡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资本论》明确指出:未来社会应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和自由的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6 -p649]。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具体解释过这一目标：“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每个人的共同生活方式。[5-p516]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2001年7月1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突出地对马克思这一基本观点作了专门阐述。江泽民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还强调这两者互为前提和基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7]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终极目标和现实的行动纲领，而且应当成为21世纪沟通世界各不同文明，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和睦共存、优势互补的共同价值基准和行动指南。因为它使“人是目的”在当代完全具体化了，使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明确了得以实现的具体途径，也就是说，它使启蒙核心观念在当代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为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应成为新世纪全人类的共同宪章。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并没有成为历史的陈迹。它仍在继续；它也必须继续，对中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坚持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将推动中国文化形成崭新的价值体系，形成新的巨大的文化空间，为文化转型与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中国文化在广泛吸收世界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是有希望的。而坚持每个人自由与全面发展，又必将推动世界各大文明在新时代实现伟大复兴。
人是目的，人不能对自己丧失信心。
[参考文献]
[1]见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陈独秀文章选编[M].上海:三联书店，1984年6月，上册.
[3](英)金融时报[N ] .2002年9月4日.
[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在目的国度中，人(连同每一种理性生命)，就是目的本身。这就是说谁(甚至神)也不能把人仅仅用作手段，而不同时把他本身当作一个目的。因为蕴含于我们本身的人性对我们自己来说一定是神圣的，这么说的理由在于人是道德法则的主体。”参见郑保华主编.《康德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8月，第28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
[6]资本论[M].第1卷，中文本.
[7]见2001年7月1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