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尊严：启蒙运动的重新定位 ——世界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变迁(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属，累计远远超过1亿人口，得以从沉重的政治重压下解脱出来，不再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恢复了人所应有的尊严，成为支持启蒙复兴的一支宏大的生力军。
在经济上，确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将举国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上来，使人们真正享有了免于馈乏的自由。先前民粹主义与威权体制，是依靠不断设置对立面、不断激化和扩大阶级斗争而得以维持的。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就使民粹主义与威权体制无法继续保持下去。继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几亿农民取得了生产与经营方面的独立性与自主权，除发展农业外，还可发展乡镇工业，又冲破了农村人口的身份限制，农民能够成千上万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在城市，首先使广大个体劳动者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接着，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发展起来，最后，国营企业也从行政权力的附属物转变到拥有越来越大的自主权。经济体制的这些决定性的变革，使得几亿农民、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独立性、自主权有了社会的经济的基础与物质的保证，也使得一直生活在传统小农经济与小生产共同体经济中的几亿农民，对启蒙核心观念从往日的怀疑者、排斥者一变而为支持者。
在文化上，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确认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建成不了社会主义。人们要有勇气、有能力去认识、去思想，就要超越小生产的狭隘性和闭塞状态下不开化的利己性。要使人们真正享有免于愚昧、迷信与盲从的自由，需要教育普及，科学普及，需要文化走向大众，提供广阔的公共空间，使人们有各种机会去获得文化，去享受文化，去参与创造文化。同时，还要容许文化多元化、多样化、多层面的发展，方才能够满足不同人们的不同需要。启蒙的精神就是不断地怀疑、批判、创新；而当人们都能不满足于现存状况而致力于改变现存状况时，启蒙便获得了最为广泛的社会认同。
人的社会本质，是由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启蒙的复兴，人的尊严，最终必然落实在人的权利与人的价值上。权利与价值，都是一种社会关系，人们正是在社会关系中方才能够真正确立自己的权利与价值。丧失了尊严的人，不了解自己权利与价值的人，只能是一群浑浑噩噩、愚昧无知的人，或者是一群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或者是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的人，或者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人，或者是横行霸道、肆无忌惮的人。启蒙的复兴，使人们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中长期被忽略、被抹煞的人道主义，同时，也使人们关注社会主义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难以避免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足以显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启蒙的复兴已经达到什么广度，什么深度。
三、启蒙在新挑战中提升
启蒙的复兴，其国际背景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重新高速启动，其国内背景则是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重新高速启动，得力于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及在生产过程中被广泛使用，还得力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努力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欧美及大洋洲等许多国家取得明显成效，缓解了这些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越来越多的民众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实现了他们的价值。亚洲众多新兴国家与地区的崛起及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政治新秩序的建设，加上苏东体制的瓦解，使重新高速启动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一体化所没有的一系列新特点。这一环境无疑有利于启蒙在中国的复兴，有利于启蒙核心观念为人们所认同。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大变动中的第一次。就广度而言，不再局限于汪洋大海中若干孤岛，而是在13亿人口中普遍展开；就深度而言，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实现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而且在很大范围内开始从工业文明向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新的文明转变。现代化，使行政权力支配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使几亿农民从传统农业转到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使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化程度迅速提高；现代化，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同世界发生了更为密切的直接联系；无论是就读、就业，还是衣、食、住、行，人们都有了更大的空间，更多的选择机会，更大的自由。所有这一切，无疑非常有利于启蒙在中国的复兴，有利于启蒙核心观念得到人们的认同。
然而，世界化与现代化进程在解决着大量原有问题的同时，又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世界化与现代化本身，又都包涵着极为深刻的新的内在矛盾。所有这一切，又都对复兴了的启蒙，特别是启蒙的核心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新挑战。
以世界化进程而论，发达国家凭藉其经济，特别是资金、科学、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优势，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广大发展中国家，常常处于被动或附属的地位，因此，全球化反而使全世界的人分化成对立的两极。由于各区域发展巨大的不平衡，上述矛盾便常常表现为世界化与区域化的对立；而当区域化和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明相结合时，上述矛盾便为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概括成所谓“文明的冲突”。其实，从本质上讲，这是一场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冲突。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将他们的价值观念与制度构建普世化，强加于世界其他所有地区；而世界其他所有地区，则要求通过世界联系推动自己的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而不是让自己的文明在世界化进程中边缘化或被消灭。与此相应，便导致单边主义与世界多极化的冲突，因为单边主义者固执地坚持全球化即西方化，而启蒙精神恰正支持世界每一地区都有权在世界化进程中充分维护自己的主体地位。这种种冲突，很自然地推动着人们去对启蒙重新加以审视。
以现代化而论，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个人主体化等等，常常是一柄柄双刃剑。市场化，激活了经济，但也常常带来效率冲击公平，自由冲击平等，物质主义膨胀，乃至物欲横流；工业化，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经济持续增长；但是，它又带来了资源的过度利用，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城市化，人口、资金、信息、生产力高度集中，高度流动，但也因此破坏了人们传统的联系纽带，造成严重异化与认同危机，乃至反社会行为的增长；知识化，提高了人们的素养，但是，它又使人们常常为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所支配，而丧失人文精神、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或在这些方面造成巨大的混乱；个人主体化，给个人提供了自主独立发展的充分自由，但是，它又常常会破坏保障他人享有同样权利与自由的秩序，损害集体利益与国家权威。凡此等等，同样推动着人们对启蒙重新进行反省。
在反省中，海内外都有一批学者对启蒙提出责难。他们认为，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4]乃是导致世界化、现代化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因为启蒙坚持“人是目的”，导致人欲横流，理性专擅，个人主义极度膨胀，由此造成了生态失衡，精神失衡，社会失衡。这些责难，其实所否定的不仅仅是近代以来的启蒙目标，可以说，它们连同整个人类文明都给否定了。
“人是目的”，这一命题是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的集中概括。这一命题的确立，是为了培育和不断提升人性，使人性区别于动物性，高出动物性。如果人像其他动物一样是纯粹自然物，那么，由于自然物彼此互为条件，自然界没有最后的目的，人当然就不会成为目的。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人能够制造生产工具，进行物质生产，同时能够运用理性进行反思，进行判断，进行创造，从事精神生产，人能够在进行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过程中形成社会联系，通过社会联系与社会关系作用于自然界，从而成为能够进行物质自律、精神自律及社会自律的主体
在经济上，确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将举国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上来，使人们真正享有了免于馈乏的自由。先前民粹主义与威权体制，是依靠不断设置对立面、不断激化和扩大阶级斗争而得以维持的。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就使民粹主义与威权体制无法继续保持下去。继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几亿农民取得了生产与经营方面的独立性与自主权，除发展农业外，还可发展乡镇工业，又冲破了农村人口的身份限制，农民能够成千上万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在城市，首先使广大个体劳动者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接着，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发展起来，最后，国营企业也从行政权力的附属物转变到拥有越来越大的自主权。经济体制的这些决定性的变革，使得几亿农民、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独立性、自主权有了社会的经济的基础与物质的保证，也使得一直生活在传统小农经济与小生产共同体经济中的几亿农民，对启蒙核心观念从往日的怀疑者、排斥者一变而为支持者。
在文化上，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确认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建成不了社会主义。人们要有勇气、有能力去认识、去思想，就要超越小生产的狭隘性和闭塞状态下不开化的利己性。要使人们真正享有免于愚昧、迷信与盲从的自由，需要教育普及，科学普及，需要文化走向大众，提供广阔的公共空间，使人们有各种机会去获得文化，去享受文化，去参与创造文化。同时，还要容许文化多元化、多样化、多层面的发展，方才能够满足不同人们的不同需要。启蒙的精神就是不断地怀疑、批判、创新；而当人们都能不满足于现存状况而致力于改变现存状况时，启蒙便获得了最为广泛的社会认同。
人的社会本质，是由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启蒙的复兴，人的尊严，最终必然落实在人的权利与人的价值上。权利与价值，都是一种社会关系，人们正是在社会关系中方才能够真正确立自己的权利与价值。丧失了尊严的人，不了解自己权利与价值的人，只能是一群浑浑噩噩、愚昧无知的人，或者是一群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或者是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的人，或者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人，或者是横行霸道、肆无忌惮的人。启蒙的复兴，使人们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中长期被忽略、被抹煞的人道主义，同时，也使人们关注社会主义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难以避免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足以显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启蒙的复兴已经达到什么广度，什么深度。
三、启蒙在新挑战中提升
启蒙的复兴，其国际背景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重新高速启动，其国内背景则是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重新高速启动，得力于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及在生产过程中被广泛使用，还得力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努力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欧美及大洋洲等许多国家取得明显成效，缓解了这些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越来越多的民众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实现了他们的价值。亚洲众多新兴国家与地区的崛起及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政治新秩序的建设，加上苏东体制的瓦解，使重新高速启动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一体化所没有的一系列新特点。这一环境无疑有利于启蒙在中国的复兴，有利于启蒙核心观念为人们所认同。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大变动中的第一次。就广度而言，不再局限于汪洋大海中若干孤岛，而是在13亿人口中普遍展开；就深度而言，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实现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而且在很大范围内开始从工业文明向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新的文明转变。现代化，使行政权力支配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使几亿农民从传统农业转到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使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化程度迅速提高；现代化，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同世界发生了更为密切的直接联系；无论是就读、就业，还是衣、食、住、行，人们都有了更大的空间，更多的选择机会，更大的自由。所有这一切，无疑非常有利于启蒙在中国的复兴，有利于启蒙核心观念得到人们的认同。
然而，世界化与现代化进程在解决着大量原有问题的同时，又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世界化与现代化本身，又都包涵着极为深刻的新的内在矛盾。所有这一切，又都对复兴了的启蒙，特别是启蒙的核心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新挑战。
以世界化进程而论，发达国家凭藉其经济，特别是资金、科学、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优势，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广大发展中国家，常常处于被动或附属的地位，因此，全球化反而使全世界的人分化成对立的两极。由于各区域发展巨大的不平衡，上述矛盾便常常表现为世界化与区域化的对立；而当区域化和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明相结合时，上述矛盾便为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概括成所谓“文明的冲突”。其实，从本质上讲，这是一场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冲突。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将他们的价值观念与制度构建普世化，强加于世界其他所有地区；而世界其他所有地区，则要求通过世界联系推动自己的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而不是让自己的文明在世界化进程中边缘化或被消灭。与此相应，便导致单边主义与世界多极化的冲突，因为单边主义者固执地坚持全球化即西方化，而启蒙精神恰正支持世界每一地区都有权在世界化进程中充分维护自己的主体地位。这种种冲突，很自然地推动着人们去对启蒙重新加以审视。
以现代化而论，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个人主体化等等，常常是一柄柄双刃剑。市场化，激活了经济，但也常常带来效率冲击公平，自由冲击平等，物质主义膨胀，乃至物欲横流；工业化，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经济持续增长；但是，它又带来了资源的过度利用，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城市化，人口、资金、信息、生产力高度集中，高度流动，但也因此破坏了人们传统的联系纽带，造成严重异化与认同危机，乃至反社会行为的增长；知识化，提高了人们的素养，但是，它又使人们常常为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所支配，而丧失人文精神、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或在这些方面造成巨大的混乱；个人主体化，给个人提供了自主独立发展的充分自由，但是，它又常常会破坏保障他人享有同样权利与自由的秩序，损害集体利益与国家权威。凡此等等，同样推动着人们对启蒙重新进行反省。
在反省中，海内外都有一批学者对启蒙提出责难。他们认为，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4]乃是导致世界化、现代化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因为启蒙坚持“人是目的”，导致人欲横流，理性专擅，个人主义极度膨胀，由此造成了生态失衡，精神失衡，社会失衡。这些责难，其实所否定的不仅仅是近代以来的启蒙目标，可以说，它们连同整个人类文明都给否定了。
“人是目的”，这一命题是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的集中概括。这一命题的确立，是为了培育和不断提升人性，使人性区别于动物性，高出动物性。如果人像其他动物一样是纯粹自然物，那么，由于自然物彼此互为条件，自然界没有最后的目的，人当然就不会成为目的。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人能够制造生产工具，进行物质生产，同时能够运用理性进行反思，进行判断，进行创造，从事精神生产，人能够在进行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过程中形成社会联系，通过社会联系与社会关系作用于自然界，从而成为能够进行物质自律、精神自律及社会自律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