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家岭阶段,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因素已达到那里,并同岭南的石峡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前3000纪中叶以后,这个文化系统发达到新阶段,文化面貌发生急速变化,可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并同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阶段诸文化发生更多的接触。」〈28〉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发展与三苗集团的范围与势力消长大致吻合。从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谱系分析来看,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有明确的北方因素,故有学者把它们当作「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29〉。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它们的起源与面向海洋的「鼎文化」传统有内在的联系。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规受泰沂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影响。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显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风格(如玉凤等)〈30〉。
综上,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大致出现了「一统」的局面,相对稳定一段时间后进入石家河文化时期,此时整个长江中游的文化面貌有较大的变化。「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已经发生文化的断裂现象,似乎说明了尧舜禹时期中原对「三苗」的征伐。
另外,有学者指出,黄帝集团在较早的时期有一支发展到长江中游的宜昌地区,与西陵峡一带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并从考古学上予以证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对大溪文化中心区的影响,也许就有着黄帝与嫘祖传说的历史背景」〈31〉。长江以北地区,无论大溪文化,还是油子岭文化都明显可见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渐减弱之势,至江南则基本不见其踪迹了〈32〉。
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地区,北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是自有渊源、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区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400年)──马家文化(前5000─前4000年)以下,有松泽文化(前4000─前3200年)、良渚文化(前3200─前2200年)〈33〉。
这个地区分为三个明显的中心,即杭州湾宁绍地区,太湖周围和苏杭地区,以及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接壤地区。其文化面貌有自己特点,如稻作农业、干阑式建筑等。特别是,良渚文化出现的成套的礼玉、高坛建筑土筑(「金字塔」)和规划严整的聚落等等,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说明其开始进入等级礼制社会。令人惊讶的是,良渚文化的发展突然中断。其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后来的青铜文化看不出直接的联系。我曾将其原因推测为自然灾害方面的后果,近来从地理、地质研究的结构基本支持了这个推测:距今4000年前,在长江下游一带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涝灾害〈34〉。
良渚文化明显地影响到南北各地。鲁南──苏北一带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就包含有颇多的良渚文化因素,反过来,良渚文化也受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常有互借现象。近年来,关于良渚玉器符号和大汶口文化符号的探讨,已表明了两种文化区系间的密切往来〈35〉。发掘不久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就是两大集团文化相碰撞的最好证明。在这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所出土的玉器基本是良渚文化的风格〈36〉。严文明认为这是两种文化「冲击」与「碰撞」的结果〈37〉。
良渚文化的重要性,考古学和历史学家都已作了充分的估计,或称其达到「酋帮制」阶段,或认为处于「军事民主制古国」时期。我以为应列作「前王朝古国」时期,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性质与文化内涵,已在引言中阐述,于此不赘。我们清楚地知道,良渚文化的诸多因素为夏商周所吸纳,如礼玉制度,鼎的使用,甚至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也是直接来自良渚玉器上的纹饰〈38〉。但是,整个三代,长江下游的文化和文明发展都表现出中断和回归的特点,直到春秋中晚叶才重新起步,兴起了吴越文明。也许,正因此之故,在先秦文献及汉晋以来流传的神话传说中,不见远古时期客观存在于这一带的部落与部落集团。相当时期内,对其认识一直是一片空白。如,前举蒙文通的「三系说」和徐旭生的「三集团说」都将长江下游视作洪荒无人的空白之区。
我们的意见是,伏羲、女娲神话起源于长江下游。由于已在〈中国远古的各部落集团〉一文做了考证,此不重复〈39〉。
3.燕辽文化区及黄河上游文化区
燕辽文化区,相当于苏秉琦所说「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包括辽东、辽西和燕山南北地带的新石器文化。辽西,进入1980年代以来有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凸显了辽西作为文明起源中心的地位。特别是围绕「坛──庙──冢」及「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讨论,将牛河梁、红山咀等的重要发现提高到文明起源的认识水平,进而中华文明的北方源头已见端倪。不久,又发现更早的查海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位于辽宁阜新,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敖汉旗。两种文化的最早年代均超过前6000年〈40〉。查海出土十数件真玉制品,包括工具和装饰品,还发现了最早的龙纹图像,被誉为「中华第一村」。兴隆洼遗址是目前中国北方已知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遗址,已发掘的房屋有120多座,排列有序,居于中心的房子面积达140平方米,可知当时的社会结构组织已相当系统和发达。兴隆洼文化的发现,揭开了北方新石器考古研究的新篇章。查海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的玉器是已知最早的中国玉器作品。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还有赵家沟文化(距今7200─6800年) 〈41〉。继之为红山文化(距今6000─5500年)和富河文化(距今约5200年)。前述之牛河梁和红山咀均为红山文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辽东及旅大地区,为新乐文化(距今7300─6800年)和小珠山(下层)文化(距今6500─4500年)。小珠山为代表的辽东半岛的新石器文化,明显受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山东长岛大汶口文化遗址的系统发掘,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文化联系的密切性。新乐文化基本是一支独立的文化系统,与红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有一定的关系,如彩陶和「之」字纹的普遍使用等。在内蒙古的中南部已进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分布范围,此不赘。
由上可知,该区的考古学文化系统比较完整,且自成体系。文化面貌也有自己的特点,如常见细石器,石砌建筑和陶塑像发达,玉器自成系统,等等。这些内涵,都昭示了这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化区。多年前,我写〈商先起源于幽燕说〉(与干志耿、李殿福合作)及〈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再考察〉,论证商起源于幽燕地区,至上甲微以后,南下发展于河济泰山之间〈42〉。
黄河上游,指陇山以西的甘青地区,分布着马家 文化(距今5200─4000年)和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这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大体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当,即所谓的「龙山时代」时期。新石器时代中期,一般认为这里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再向上因材料有限,则无法追溯。
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一种旱地农业文化,直至青铜时代早期。但狩猎和畜牧业则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继承发展的是游牧文化。人们通常不把甘青区划为一个独立的区系,除了囿于材料外,主要没有同时考虑生计类型的文化要素。这一带昆仑神话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综上,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大致出现了「一统」的局面,相对稳定一段时间后进入石家河文化时期,此时整个长江中游的文化面貌有较大的变化。「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已经发生文化的断裂现象,似乎说明了尧舜禹时期中原对「三苗」的征伐。
另外,有学者指出,黄帝集团在较早的时期有一支发展到长江中游的宜昌地区,与西陵峡一带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并从考古学上予以证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对大溪文化中心区的影响,也许就有着黄帝与嫘祖传说的历史背景」〈31〉。长江以北地区,无论大溪文化,还是油子岭文化都明显可见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渐减弱之势,至江南则基本不见其踪迹了〈32〉。
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地区,北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是自有渊源、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区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400年)──马家文化(前5000─前4000年)以下,有松泽文化(前4000─前3200年)、良渚文化(前3200─前2200年)〈33〉。
这个地区分为三个明显的中心,即杭州湾宁绍地区,太湖周围和苏杭地区,以及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接壤地区。其文化面貌有自己特点,如稻作农业、干阑式建筑等。特别是,良渚文化出现的成套的礼玉、高坛建筑土筑(「金字塔」)和规划严整的聚落等等,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说明其开始进入等级礼制社会。令人惊讶的是,良渚文化的发展突然中断。其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后来的青铜文化看不出直接的联系。我曾将其原因推测为自然灾害方面的后果,近来从地理、地质研究的结构基本支持了这个推测:距今4000年前,在长江下游一带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涝灾害〈34〉。
良渚文化明显地影响到南北各地。鲁南──苏北一带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就包含有颇多的良渚文化因素,反过来,良渚文化也受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常有互借现象。近年来,关于良渚玉器符号和大汶口文化符号的探讨,已表明了两种文化区系间的密切往来〈35〉。发掘不久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就是两大集团文化相碰撞的最好证明。在这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所出土的玉器基本是良渚文化的风格〈36〉。严文明认为这是两种文化「冲击」与「碰撞」的结果〈37〉。
良渚文化的重要性,考古学和历史学家都已作了充分的估计,或称其达到「酋帮制」阶段,或认为处于「军事民主制古国」时期。我以为应列作「前王朝古国」时期,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性质与文化内涵,已在引言中阐述,于此不赘。我们清楚地知道,良渚文化的诸多因素为夏商周所吸纳,如礼玉制度,鼎的使用,甚至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也是直接来自良渚玉器上的纹饰〈38〉。但是,整个三代,长江下游的文化和文明发展都表现出中断和回归的特点,直到春秋中晚叶才重新起步,兴起了吴越文明。也许,正因此之故,在先秦文献及汉晋以来流传的神话传说中,不见远古时期客观存在于这一带的部落与部落集团。相当时期内,对其认识一直是一片空白。如,前举蒙文通的「三系说」和徐旭生的「三集团说」都将长江下游视作洪荒无人的空白之区。
我们的意见是,伏羲、女娲神话起源于长江下游。由于已在〈中国远古的各部落集团〉一文做了考证,此不重复〈39〉。
3.燕辽文化区及黄河上游文化区
燕辽文化区,相当于苏秉琦所说「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包括辽东、辽西和燕山南北地带的新石器文化。辽西,进入1980年代以来有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凸显了辽西作为文明起源中心的地位。特别是围绕「坛──庙──冢」及「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讨论,将牛河梁、红山咀等的重要发现提高到文明起源的认识水平,进而中华文明的北方源头已见端倪。不久,又发现更早的查海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位于辽宁阜新,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敖汉旗。两种文化的最早年代均超过前6000年〈40〉。查海出土十数件真玉制品,包括工具和装饰品,还发现了最早的龙纹图像,被誉为「中华第一村」。兴隆洼遗址是目前中国北方已知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遗址,已发掘的房屋有120多座,排列有序,居于中心的房子面积达140平方米,可知当时的社会结构组织已相当系统和发达。兴隆洼文化的发现,揭开了北方新石器考古研究的新篇章。查海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的玉器是已知最早的中国玉器作品。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还有赵家沟文化(距今7200─6800年) 〈41〉。继之为红山文化(距今6000─5500年)和富河文化(距今约5200年)。前述之牛河梁和红山咀均为红山文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辽东及旅大地区,为新乐文化(距今7300─6800年)和小珠山(下层)文化(距今6500─4500年)。小珠山为代表的辽东半岛的新石器文化,明显受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山东长岛大汶口文化遗址的系统发掘,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文化联系的密切性。新乐文化基本是一支独立的文化系统,与红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有一定的关系,如彩陶和「之」字纹的普遍使用等。在内蒙古的中南部已进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分布范围,此不赘。
由上可知,该区的考古学文化系统比较完整,且自成体系。文化面貌也有自己的特点,如常见细石器,石砌建筑和陶塑像发达,玉器自成系统,等等。这些内涵,都昭示了这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化区。多年前,我写〈商先起源于幽燕说〉(与干志耿、李殿福合作)及〈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再考察〉,论证商起源于幽燕地区,至上甲微以后,南下发展于河济泰山之间〈42〉。
黄河上游,指陇山以西的甘青地区,分布着马家 文化(距今5200─4000年)和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这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大体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当,即所谓的「龙山时代」时期。新石器时代中期,一般认为这里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再向上因材料有限,则无法追溯。
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一种旱地农业文化,直至青铜时代早期。但狩猎和畜牧业则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继承发展的是游牧文化。人们通常不把甘青区划为一个独立的区系,除了囿于材料外,主要没有同时考虑生计类型的文化要素。这一带昆仑神话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4.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南文化区
华南地区,包括今天的两广、闽台和江西等省在内,多为山地和丘陵地带。由于地处东南沿海,是降雨充沛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万年以来,这里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的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遗址多分布于洞穴,贝丘或台地。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骨角器、蚌器较为发达,陶器粗糙。采集渔猎经济仍占主要地位。重要的遗址,如江西仙人洞、广西的豹子头、广东的西樵山遗址等,均在距今8000年以上。仙人洞文化,距今约1万年。新石器时期中期,只有台湾的大盆坑文化,距今约6400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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