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广泛分布于华南地区的几何纹陶和有段石锛、双肩石斧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曾命名为「几何印纹陶文化」，实际这在年代是有问题的。「几何印纹陶文化」始自新石器，兴盛于商周时期。
由于云贵高原所知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仍然较少，认识也还有限。俞伟超认为，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一部分就来源于云贵高原的文化(另一部分来自岷江上游)〈43〉。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文化基本未见，晚期以云南的白羊村文化为代表(距今约4200年)。在洱海、滇池地区的这些遗存，表明这里是稻作农业的文化。在西藏昌都，发现了卡若文化，距今5300─4000年，除了旧石器外，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是一种以粟为主要经济的农业文化。
古史记载，这里是远古时期的荒蛮之野。百越诸民族系统当起源于岭南及东南沿海远古文化基础之上。
5.北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划分，通常将兴隆洼──红山文化划入北方新石器文化区，而将黄河上游划入西部文化区。从域和文化的角度分析，这样的划分是有充分依据的。考虑到经济文化类型的因素，我们将上述二区分为燕辽文化区和甘青文化区。包括河套和长城沿线地区，后来相当时期，都是游牧民族的舞台，农牧业交替发展，构成「华夏文化」的边缘〈44〉。
东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平原和塔里木盆地东缘等地区，普遍分布着以细石器为代表的考古遗存，陶器和磨制石器始终没有得到发展。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业已经相当发达时，这里仍是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经济形态。关于中国细石器文化的分布及特点，贾兰坡先生已作过精彩的分析，无需重复。至少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叶，华北地区已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中石器时代的遗址，如山东沂源凤凰岭、河南许昌灵井、陕西的沙苑、内蒙古的扎赉诺尔等，细石器的传统都比较发达。随着农业的发展，黄河流域的细石器消失了，仅在红山文化及长城沿线有所保留。在北方和西部草原地区，细石器普遍延续到金属使用以后，说明细石器在游牧区和渔猎区盛行的时间较长，且于华北地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蒙古草原和新疆等地，由于细石器的遗存多暴露于沙丘之下，断代相当困难。这里仅以黑龙江为例，将东北北部的考古学文化作一介绍。据《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的归纳，这里的新石器文化可分西部铜钵好赉文化、中部昂昂溪文化和东部新开流文化。其中新开流文化距今6000年，是典型以渔猎为主的文化，有磨制石器、篦纹陶和细石器共存。昂昂溪文化的农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铜钵好赉文化则是以狩猎为主的遗存。
关于这些更为边远地区的文化(相对于中原中心)，倘若不是藉助于考古发现，毋宁说我们根本就没甚么系统的认识。在古史传说体系里，也难以落实。
四
讨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还有必要分析一下经济类型。中华农业起源自成体系，是世界上探讨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自1979年以来，我反覆撰文阐述中华各民族的发展，呈现出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总特点。这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民族统一的过程，也就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过程。
所谓东西两大部，是指面向海洋湿润东南部农业区和背靠欧亚大陆的广大干旱牧区，在牧区中有小块河谷与绿洲农业的西北部。所谓三带，就是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水田农业带，此线以北至秦长城以南的旱地农业带，和秦长城以北的游牧带(包括渔猎和畜牧)。这三个经济带，也是中华文化与民族起源与发展地域空间。
在全面研究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系特征后，我们进一步深信上述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的发展格局，其起点和萌芽，实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虽然，就畜牧文化而言，考古学研究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结合民族学和民族史的研究仍可将这总特点确定下来。因此，在中华文化起源与形成的阶段，就已经萌生和孕育了这个特点和格局。换句话说，中华文化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实是伴随着中华经济文化类型「底层」的酝酿和形成〈45〉。这是中华民族起源具有多元特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关于上述总特点的具体描述，我们已在许多场合和论著里讨论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仅强调如下几点，以为进一步的小结：(一)农业的起源与进步，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成就，是一场「革命」。(二)中华新石器时代农业所呈现的南北异色基本奠定了以后我国农业的格局，因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北纬41°─44°间进入青铜时代后由农业区变成了游牧文化区。(三)河谷地带，农业与游牧文化呈交错式分布，更凸现出两种经济形态的互补与平衡发展的关系，形成所谓华夏「边缘」〈46〉。更为重要的是，游牧文化与旱地农业文化、水田农业文化的平行发展、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缔造了中华文化。(四)这种区域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中华文化的起源阶段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在后世得到充分发展，这既是历史传统所致，也与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特点分不开。因此，研究中华民族的起源必须考虑到中华大地的地理特点。
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是中华文化由多元向一体融合的最关键时期。我们将这一时期，笼统地称为「前王朝古国文化时期」。
由于农业和其它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财富的积累空前迅速。从考古发现看，这一时期，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迅速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时代。首先，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加剧，于是，出现了凌驾于部落成员之上的贵族(常为军事首脑)。战争与土地兼并成为国家孕育的酵母，一方面造就了最早的国家管理者，另一方面造就了国家机器本身。原有各部落与部落集团逐渐打破部落与地域的界限，因之，考古学上所见到的现象是：文化上呈现出强烈的统一趋势。
具体而言，起源于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文化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地区，形成了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使上述各区系的文化特征都有了「龙山文化」的面貌。虽然仍有地区性特点和差异，但统一的趋势已经完全显露出来。故，考古学者将这一时期概括为龙山文化形成期，也有学者直接称为「龙山时代」〈47〉。
神话传说中，黄帝战胜炎帝、两昊蚩尤，尧舜禹战胜三苗等惊天动地的战争，就反映了当时部落集团间的兼并事实。中华大地上，由多区域文化并行发展的新石器文化，在此一时期被反覆碰撞、融汇与吸收、涵化，加速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夏王朝的最后形成。所以，中华文化是多元起源，而中华文明却是在中原最早出现。
最近几十年的考古新发现，使我们对中华文明最终形成的过程有了清晰的认识。考古学昭示，在青铜起源与文明初曙时期，燕山南北、黄河上游、长江中、下游本来是与中原齐头并进，有的甚至走在中原的前面。正是在这些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汇聚于中原、各部落集团融合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复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形成了稳定发展的华夏民族〈48〉。华夏民族在中华民族中首先形成，是以炎黄部落集团融合为核心，不断融合两昊、三苗及其它各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