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夏各部分来源来看，与四方各民族都有共同的渊源联系。四方各部落与部落集团，都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进入华夏形成的过程，大部分仍沿固有文化传统继续发展。当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邻近各部落与部落集团的文化与成分，发展形成为边疆各民族。同时，华夏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不断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迁徙到边疆，融于当地各族之中，成为当地民族的一部分来源。中华各民族形成发展的这种一方面是融合，另一方面是分化的特点，一直可追溯到起源时代。这一特点，对中华民族后世历史的发展影响至为深刻，此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缘故。
五
上述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看法是自己数十年不断探索的结果，自然也凝聚了数代学人的心血和汗水。为了清楚理解上述认识，需要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加以审视。
我将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即起源时期、元典时期、发达时期和近现代时期。起源时期，从中华大地上有人生活算起，重点是万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孕育而成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原质性」于此已经显露出来。元典时期，即夏商周以来的文化。此一时期，约当于西方的希腊、罗马时期。此一时期是中华文化主体巩固与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至秦汉时期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帝国。发达时期，主要是指隋唐以后，此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广泛开展起来。近现代时期，则是指自19世纪以来的现代中国时期。我们的研究侧重主要在元典文化时期及其以前，同时也注意到现代以来的文化嬗变。
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形成主要是在元典文化时期以前。中华文化的特质于此时期内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形成基本上是自成体系的，它有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其文化的进程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种差异，并加以总结。如，张光直等说中国文化属于连续的，而以欧洲为代表的文化则是断裂的，一种文化、思想乃至制度取代另外的文化、思想及制度。我们认为，中华文化是属于「交融型」或称「和合型」，是连续的。我们将中华文化的这个特质称为中华文化的「原质」。
正是中华文化的这种原质，才会有神话的融合与归纳。「古史辨派」的「层累说」，基本上是对的，说明多元融合的事实，即多元的祖先融合为一体。各部落集团融合后打乱了原有的神话系统，将祖先神进行了「归纳」。当然，「古史辨」的疑古，已为上述考古材料充分证明，是必须加以修正的。
也由于中华文化的这种特质，所以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大一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在中国，从历史到今天，讲大一统是民族大义。从文献看，至迟战国时期，各家各派都主张大一统(只有墨子主张回到「小国寡民」，是个例外)。关于这个特点的认识，除了从中华大地的地理结构(所谓「海中地」)来分析外，更应着眼于中华文化的这个交融性传统。
另外，与「大一统」思想相伴随，中华文化还有另一个特质，即中华文化的「兼容性」，这是一个次生性特质。如果仅仅具有交融性，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华文化至今仍然多彩斑斓的原因。而有了这个兼容性，就可以在统一的思想之下，兼容并包各族群的不同文化特点。《礼记•王朝》即已阐明，华夏、夷蛮戎狄不同的文化、风俗、语言，是地理与历史特点不同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多民族的「大一统」，必然是「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种多元的统一，才能保障统一的巩固与发展，而不是搞「文化殖民」或「文化沙文主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四史」的确定，不以「民族」为限，而以「大一统」为根本标准，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正统观」。西方强调文化「熔合」，所以美国早年的民族政策就有过「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谓「A+B=A」。这样的「文化吞并」思想从来没有成为统治中国的思想，尽管汉文化的主体作用非常明显，同时也兼容多民族不同的文化，不管哪一个民族成为统治民族，都是如此。这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所不同的第二个重要特征。
只有把握以上两点，我们才能认清中华文化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才能把握文明比较研究的要义。所以，我们反对泛泛的所谓中西比较，就是因为多数比较研究者不能把握中华文化的上述特质。
【注释】
〈1〉参见陈连开：《中华民族起源学说的由来与发展》，收入《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
〈2〉参见列•谢•瓦西里耶夫著《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有关各章节。有郝镇华等先生译本，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3〉参见《光明日报》1994年4月7日，《贾兰坡院士就河北发现世界上最早细石器，认为人类起源在亚洲》的报道。前此，贾老曾在一系列论著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4〉吴汝康：《人类的由来》，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
〈5〉人类起源的「夏娃理论」最早是于1987年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智人之古老的类型向现代类型的转变约在10─14万年前(后修正为平均20万年前)，首先发生在非洲，现代所有的人类都是那个群体的后代，即人类起源于非洲，全世界的人类均是从这里迁移过去的。有来自非、欧、亚和澳洲的4000多人接受了DNA(脱氧核糖核酸，即遗传密码)检测，所有被测者的线粒体DNA的起源都在较近的年代，没有由本地智人承袭下来的遗传证据，所以认为现代人具有共同的起源。1997年，尼安德特人被「基因证据」否定，这一结果列入当年「十大科学发现」。由之，分子从类学的加盟，给古人类学的「化石证据」研究法带来了诸多挑战。基因研究的结论认为，人类起源的时间没有过去说的那么早，最可能的时间约在距今20万年左右。又据报道：中美两国科学家利用遗传学信息作分子人类学研究，得出「中国人亦来自非洲」的结论。这些研究，当然应该受到重视。考虑到基因证据研究所取材料的局限，而且该类研究也只是起步阶段，不可贸然仅据一两个研究报告而否定中国古人类学半个多世纪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相关研究可参看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吴汝康《人类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以及潘其风、韩康信、黄万波等先生的有关论著，并参见中美科学家最近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关于山西曲垣县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的论文。我们认为，即使将来古人类学证明人类起源不止中国一个中心，也不影响蒙古人种(黄种人)起源、形成于中华大地的古人类学结论。
〈6〉参见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几点思考》，《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中华文明初曙从多元向一体的发展，收入《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又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载《文物》1987年3期；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载《史前研究》1985年2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载《亚洲文明论丛》1986年8月；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等等。
〈7〉参见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页93─96。
〈8〉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年。
〈9〉傅斯年：《小东大东说》，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1分册，页101─109；又《夷夏东西说》，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页1093─1134。
〈1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杜正胜：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载《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