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所诞生的话语关系是与社会关系遥相呼应的。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 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始终与世俗社会、平民阶层关系密切, 其内部隐藏着反叛理性的思想意识与文化诉求, 而游离于整体意识形态之外。明初, “非朱子之传弗敢道也”, “非宋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朱彝尊《道传录序》) 。弘治、正德年间, 士风发生了重大转变, 程朱理学日益支离而为学人所厌弃, 代之而起的是高扬主体精神的阳明心学。“嘉隆而后, 笃信程朱, 不迁异说者, 无复几人矣”(《明史儒林传序》) 。李贽、金圣叹的价值标准便以此为背景。表面上看, “意识形态的灌辅使得一种严格的经典成为必要, 而且只有放弃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 文学经典才能获得解放”18。其实, 未必尽然。明清之际, “权威并非消失了, 而只是转变为看不到的。我们叫他‘匿名的权威’, 他伪装成一般常识、科学、心理健康、正常状态、公众舆论等等, 再也发现不了命令与压迫, 代之而起的是温和的说服”19。小说话语的生产过程, 实际上布满了冲突与斗争。李贽就痛感: “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 共以异端目我”, 他后来系狱自尽, 因为他知道自己“既中其痼疾, 则必欲杀我矣” (《焚书•自序》) 。金圣叹也感叹: “其书一成, 便遭痛毁” ( 《随手通•南华字制》); “或云立异, 或云欺世” ( 《葭秋堂诗序》) 。“匿名的权威”无处不在, 字斟句酌委实事关重大。
    李贽、金圣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找到了参与文化的最合适方式: 他们不仅通过巧妙的“命名”, 提供可靠的文化产品, 洞察并引导大众的无意识和欲望; 还通过与大众沟通的“赋意”行为, 由话语的生产进入了意义的生产, 而使小说话语成为社会所能接受的文化片段。李贽“一肚皮不合时宜”, 他借助评点《水浒传》发抒愤懑, 其反传统、离经叛道的大胆创见, 使“千古小说之灵机, 至是乃大畅”, “喜欢小说之人出焉” (邱菽园《客云庐小说话》) 。自万历三十年(1602) 始, 封建统治者一再下令禁毁李贽的著作, 但是收效甚微。李贽罹难后, 学者争相传诵其书。直到清初, 仍如顾炎武所言: “虽奉严旨, 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20。身处乱世的金圣叹则从“水浒”一词的释名开始, 突出“乱自上作”、官逼民反, 直接点到了封建社会糜烂、臃肿、贪婪的吏制系统的穴位。如他从小说结构的安排分析作品的思想: “一部大书七十回, 将写一百八人也, 乃于书未写一百八人, 而写高俅者, 盖不写高俅, 便写一百八人, 则是乱自下生也: 不写一百八人, 先写高俅, 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 不可训也, 作者之所以避也。乱自上作, 不可长也, 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 有以也” (《水浒传》第一回回评) 。在金圣叹看来, 这样的故事结构直接体现了“无美不归绿林, 无恶不归朝廷” 的主题。作为一个不达文人, 金圣叹向往天下清明, 忧世道纷乱, 而反对“盗”的“造反行为”, 对起义行为作出整体否定; 在对于“为盗”的起因上, 他又突出“乱自上作”的社会环境, 抨击贪官污吏, 批判朝廷政局, 强化其“不得已而至于绿林”, 对水浒英雄们深表同情和理解, 乃至不吝赞美之辞。为了缓解这种矛盾, 也是为了“诛前人既死之心”, “防后人未然之心”, 他“腰斩”了“俗本”并杜撰新的故事结局, 以突出“独恶宋江” 的思想倾向, 并极力辩解此举为“削忠义而仍《水浒》”, 实则深切表现了自己的“当世之忧”。显然, 金圣叹的评点“从审美开始, 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问题, 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21。金圣叹罹难后, 他的评本无数次地再版, 致使早期的版本基本从市场上消失。读者的选择表明金圣叹的深度阐释是历史化的, 它积极应对现实政治问题, 而切合了当时众多社会阶层、阶级的价值观念与共同规范。为此, “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 几于家置一编” (王东溆《柳南随笔》) 。
    李贽、金圣叹的“命名” 和“赋意” 行为, 剥离了那种以政治标准仲裁文学的单一模式, 他们与所置身的历史空间积极对话, 而成功地溢出了经学权力的规约, 使小说呈现出勃勃的生机和活力, 成为一种代表某种高度与深度的新兴的文化形式。特别是金圣叹所确立的小说美学标准, 突出了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富有成效地阻拒了尖锐的挑战, 颠覆了小说“小道” 的价值地位, 无形地诱导了小说话语的再生产:“自金圣叹好批小说, 以为其文法毕具, 逼肖龙门, 故世之续编者汗牛充栋, 牛鬼蛇神, 至士大夫家几上, 无不陈《水浒传》、
    《金瓶梅》以为把玩”22; “金人瑞批《水浒》、《西厢》, 灵心妙舌, 开后人无限眼界, 无限文心。故虽小说、院本, 至今不废”23。在僵化、谨微、循规蹈矩的时代, 金圣叹的小说美学可谓空谷足音, 它大大推动了小说的“经典化”进程。
    明清易代, 小说“ 经典化” 进程中断。“杀”入文学园地的小说及其评点, 遭遇有清一代庙堂文人的顽固阻击, 而未能被文化的主流圈子所接受。直至晚清, 仍有人站在经史的立场上极力排斥。如张之洞在《蝤轩语》、《书目答问》中肆力诋毁金圣叹, 告诫诸生:“凡为圣叹一派习气, 皆小说批评语一派气息也。小说批评语不可以为考据, 不可以为词章, 不可以为义理。君子出词, 须远鄙倍, 甚至不可以为立谈, 凡恶之避之是也”24。文化的大一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筋疲力尽, 而不得不靠外来力量来“唤醒”。随着晚清政体与伦理道德发生动摇、西学东渐, 人们才站在新思潮的立场上将金圣叹的小说批评发扬光大, 继续颠覆着小说的“卑体”地位。如邱菽园盛赞金圣叹的小说评点, 并力陈小说的重要性:“诗书六艺之外, 所不可少者, 其惟小说乎”25! 康有为称:“经史不如八股盛, 八股不如小说何”26。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 则指出小说有“移人”的力量, 而推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倡导“新小说”革命以再造“民德”27。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 则一反国人的“功用”价值观念, 极力倡导哲学与美术的独立价值和神圣地位　28。这些言论, 加上林纾翻译小说的盛行, 有力地将小说从“小道”超拔擢升到了价值版图的中心位置。20 世纪初, 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背景, 由胡适、鲁迅肇端而郑振铎踵武, 《水浒传》再次经历了“经典化”的洗礼。经过“五四”文学革命之后, “小说是文学”, 在文学家和理论家的心目中, 已是不容置疑的命题: 这是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遥远的回声与收结。
    对于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进程的考索, 可得出以下认识：
    任何经典序列的推出, 并非历史的偶然, 抑或少数人的“共谋”, 它必然负载着经典遴选家的现实立场与历史想像;
    关注本文自身内在因素与价值, 在经典再生产的过程中, 有着独特的功能与意义;
    小说话语由匿名流行到具名, 乃至经典命名, 是一种置身于传统/ 现实的理解与解放过程, 标志着文化形态的结构变化;
    经典再生产隐藏着话语权力的争夺, 是经典遴选家回应历史与现实问题, 积极介入, 参与特定时期文化建构的成果。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①转引自张隆溪: 《经典在阐释学上的意义》, 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九卷第三期。
    ②引自陆侃如、牟世金: 《文心雕龙译注》上册, 齐鲁书社1981 年版, 第21 页。
    ③、18[荷] 佛克马、蚁布思: 《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第62 页, 第49 页。
    ④唐庚:《文录》, 见《学海类编》, 清曹溶辑, 陶越增订, 第五册, 第221 页。
    ⑤⑧引自《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第5 页, 第489 页。
    ⑥程树德: 《论语集释》第八册, 中华书局1990 年版, 第1308 页。
    ⑦皮锡瑞: 《经学历史》, 周予同注释, 中华书局1959 年版,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