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国民性的探讨上来。他们在分析每一个社会、每一种文化的人格特征及其对特定民族的文化、制度、思想方式等等的影响时,着力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人格和社会的心理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米德(Margaret Mead)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本世纪10年代初,当代名家金克木先生在《读书》月刊著文,以上述两位女人类学家专著为例,三次谈论比较文化及其研究方法,建议更多的人知道人类学的用处,学习人类学知识,重视文化人类学所倡导的比较文化的观点和方法。 比如其中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剑》(一译《菊花与刀》)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专著。第二次大战期间,她服务于联邦政府的战时情报机关,主持对日、德等国民族性的“遥远文化研究”(The Study of a Culture at a Distance),美军当局要求她运用人类学思想方法去处理现代社会问题。当年她只能采取文件和访问的方式,用文学、电影、大众传播甚或与战俘或被逐者等交谈的方式对日本民族性作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她正是运用跨文化比较法站在美国的立场去观察对比、理解日本人,通过对不同背景的逻辑分析来确定其文化模式。从个人“恪守本分”到家庭生活以至“奉行圣志”等思想言行中,突出地勾划出形成日本民族性的文化模式,即所谓“双全性格”。 
二、 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拓展 
1940～1950年间,在探求人类文化之所以变异的理论研究上,以美国人类学者为主的学者们,针对功能学派经常以分析一个社会的功能理论推展到全人类的社会这一缺失,起而提倡把人类学的理论用统计的方式证之于许多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况,发展跨文化比较研究(Cross-Cultural Comparison),更有效地运用统计分析试图取得更具科学性的说服力。 
毫无疑问,当代人类学工作者强调用这种比较研究法去探索人类群体的面貌。它着意的不是一个孤单的社会甚或一种社会习俗方面,而是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对待人类,即不限时空地对群体与群体之间、传统与传统之间作出比较,做到普遍化(一体化),进而达到识别文化的异同及其所以异同的目的。它寻找社会结构上变异的科学解说,同时又要证明人类群体本身及其习俗的来源和发展。比如说,对南非某一社会、新几内亚、中美洲的部落园艺、亚洲的牧人、欧洲的农民以及工业国家等等的记述,都需要人类学家的努力。庄重的人类学工作者并不想仅仅建立在西方社会的研究上,而把有关人类自身的文化如何深入完善而不顾,人类学工作者坚决主张,任何有关建设性的根据,必须建立在跨文化检验(Cross-Cultural Ex-animation)的基础之上。如果说,这些概括被断定对人类社会是真实的话,那么,它一定对任何地方的人类及其社会也是真实的。对任何一位人类学工作者说来,西方社会只不过是情况之一罢了。当然,人类学工作者同样不赞成建立一个爱斯基摩人家庭中有关人类家庭组织的概括,原因是我们想知道的是:家庭的起源、发展和变化,不同地域家庭的异同,以及有关家庭的经济、政治组织、孩提抚养社会化、宗教、娱乐等等。这么一来,当人类学工作者接触某一特定社会有关的家庭组织这一课题时,他必须带着问题在更大的渊源上去考虑问题。他们应该意识到:对于某一种研究,作理论判断时,以一个族体为例与以全世界更多的族体为例是很有差别的。如果你所了解的是整个人类的文化时,那么,这种比较方法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法。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到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默多克,他深信跨文化比较法 对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终生致力于发现、研究和比较研究世界文明的成长讯息。他从1930年起从事跨文化比较(Cross-Cultural Survey)研究,并在1949年全面建立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库。他是现代研究亲属称谓制度的先驱。其名著《社会结构》(1949年)就是运用上述档案资料对250个社会群体的家庭和亲属组织进行量化分析写成的。他提出夏威夷式、爱斯基摩式、易洛魁式、奥马哈式、克劳式、苏丹式等6种亲属称谓图式已为众多的研究者所采用。 
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库,实际上是世界民族志的资料中心。默多克认为,尽管多种文化互不相同,但存在一些相同的发展模式,从世界许许多多的“样本民族”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中通过比较分析,从中可以发现不同族体从简单到复杂的文化特质,而族体之间的文化变迁则朝着一定的方向进化。默多克《世界文化大纲》(Outline of Cultural Materials, 简称OCM)就世界6大地区(非洲、环地中海,东亚、太平洋岛屿、北美和南美)的群体分人类为88大类617小类的文化资料输入了由电脑控制的HRAF系统之中。迄今1994年止,HRAF共储存约4.5百万张微缩胶片,预计今后每年可以递增2500张胶片 。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取得所需的专题资料以便进行统计和比较分析,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是借助于这一档案库储存的资料完成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多年实践,研究者利用HRAF档案库应十分重视与原型不一致的文化社会标本的文化特质的特殊背景所塑造的行为模式,否则,就很可能曲解具体文化的社会含义。今天看来,比方说,人类史前的经历较之传统的模式存在差异。例如考古学材料已经证明,过去人们认为采集狩猎的生活特点主要是平均主义的、流动性的和小规模的,现在,我们已经从澳大利亚、亚非等地农业集群的史前生活中了解到,当时人们过着大规模的,半固定的生活方式,有基本的等级制度,一部分人支配其他劳动、产品再分配和扩张居住地。至于狩猎社会的复杂性,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丘马什人中得到颇为充分的发展。这个社会包含了绘制本民族群体杰出的从事工艺美术的人员。质言之,利用这批资料进行跨文化比较时,要特别注意某一文化特质的时代属性,同一社会性质,即处在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族体才能开展比较。如果掌握的资料不能令人满意时或者案例不多的情况下就不宜勉强进行。 
现代比利时著名史学家亨利•皮朗(Herni Pirenne)说得好:“唯有比较方法可以减少史学家间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 对于研究社会群体的文化及其行为模式的当代文化人类学说来,他是率先倡导文化比较、跨文化比较的方法的。今天,更多的有识之士认为:平衡国际间的合作战略十分重要,因而研究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事象的异同及其联系,将有助于充实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群体以及不同学科之间对人类文化的理解,进而开展接触和交流便在各国文化人类学工作者的视线之内。跨国、跨地区、跨学科(社会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经济学)等等跨文化比较研究有了引人注目的新发展。例如踏入20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领域首先运用文化人类学比较方法去处理神话题材的是英国第一个以创造神话研究影响文学及其直接来源的人、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他的不朽名著《金枝——巫术与宗教研究》正是以泰勒的比较研究方法为手段去解剖宗教仪式与神话之中可见的宗教原始渊源。 到了90年代,有一位爱尔兰泰特罗(Antony Tatlow)教授有意识地将文化人类学引入比较文学,大大开拓了文化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的新兴领域,称之为“本文人类学”(Textual Anthropology)即主要通过人类创造的本文,包括诗歌、小说、戏剧、雕刻、绘画等窥探其隐含的文化深层内容。 又如在我国医学文化史上有一个脍炙人口的跨文化传统(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特例”——即我国的人痘术外传到英国变型为牛痘而后返传到我国“其中有冲击,有变异,有融合,最终成为世界性文化的一个特殊方面:“实际上异文化之间的交流都不外乎这三个方面,只是机制的启动,有迟有早,发生的效果有大有小而己。” 在欧洲以一个欧洲共同体的名誉组织常设协调机构——欧洲跨文化的相互认识TRANSCULTURA由法国著名人类学家阿让•热•比松博士发起,主张以文化作为社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