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世，《周易》主要作占筮之用，孔子不废《周易》的这个传统，亦有时而占，但另一方面孔子对《周易》的开创性研究却在观象玩辞，这对《易》传统不啻作出了根本性的变革。用《易》而不强调占筮，是离开了《易》传统，注重《周易》德性的义蕴，直把《周易》的性质改变了，孔子治《易》的魄力就这样的表现出来。子贡不了解孔子研究《周易》的新义，因而有诸多质疑：
赐闻诸夫子曰：“孙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帛书《要》)
子贡认定《周易》是占筮之书，而卦爻辞只是占辞，没有什么深意，因此才会对孔子不安于占筮而乐于研究《周易》卦爻辞的做法感到大惑不解，遂说孔子用奇，违背了平日教人“孙(顺) 正而行义”的道理，使人惑乱。孔子面对子贡严厉的责备，而说：
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惭人为而去诈。(帛书《要》)
很清楚的，孔子在《周易》卦爻辞中体会到许多修身智慧。孔子在回答子贡的责难中表达了自己研究《周易》的心得及其预见：
《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这是孔子研《易》及读《易》方向的说明。孔子研《易》的态度是观其义理，明达德义，这自然深化了孔子的道德形上体会。孔子开辟了寻研义理的新方向，这在当时实在是第一家，所以子贡也未能掌握到孔子的研究方向而诸多质问，但孔子对自己研究方向所产生的划时代意义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说自己的易学方向是与史、巫同途(同样研究《周易》)而殊归(占筮与义理之不同)的。又因为孔子在为被视为筮书的《周易》开辟价值之源，要冲破这个悠久的传统并不容易，会随时招致误解，所以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无论如何，孔子的研《易》对成就他的形上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孔子说“述而不作” (《论 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 ) ，但究竟为《周易》 开启了言义理的方向。
三、孔子关心的形上问题——性与天道
孔子研究《周易》而提升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孔子一直关心的是成德之事，这必然紧扣生命主体。成德是实践的事，不能空言。由实践而至的了解，是为证悟。《论语》有很多孔子证悟之言，细心体会这些章节所含蕴的意义，即可明了孔子虽因读《易》而强化了自己的形上思想，但亦可见在此之前，孔子对生命的价值已有极深的体会，并把握住仁的实义。
(一)“仁”的内在性(内在德性)的把握
由《论语》所见孔子对仁的内在性的把握，即可了解孔子的形而上思想是从他的道德实践中体会到的。这种对修德的内在体会，使孔子了解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客观的富贵，而在是否无愧于心，这是对德性生命的体会并进而把德性生命与气性生命作出价值上的判分。孔子说：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朝夕”只是譬况之言，表达不重要，或价值不大的意思。“闻道”是对道有真切的体认，如此则气性生命得以提升为德性生命。生命虽然由形躯来支持，而形躯又以追逐物欲为基本诉求，但生命的价值不由物质生活的盈黜来决定；生命能焕发德性的光辉，道德人格即能挺立；德性生命的护持，远较形躯的存活为重要；生死是形躯的必经过程，但与德性生命相较，其重要性显然大为降低，所以会有“舍生取义”的道德抉择。人若在精神上把握到道(道德的形上根源)的意义并且能身体力行的时候，则形躯的死亡不足以为憾事。能把握仁的实义，亦就能把握道的实义。孔子与颜渊的对话反映了孔子对仁的深层体认：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颜渊向孔子请教如何实践“仁”，孔子先引古志“克己复礼为仁”之言，然后解释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古志之言，是以“仁”指谓一种道德修养的态度，而孔子则点出在修身的过程中，一旦能真正做到克己复礼，便体会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时，宇宙万类，包括修德者自己皆在“仁体”的涵盖之中，这就是一体之仁的境界。修德者自己亦变成道德的载体，涵润在德性的光辉之中。所以，孔子不以时间长短来决定修德工夫的深浅，而是以当下把握为准。“天下归仁”明示天下间事事物物皆为“仁体”所摄受，因为事事物物皆由仁心判决其是非得失。“四勿”中的视、听是断绝外界的诱惑；言、动是规范自己身心的表现。故践仁成德是要内外双管齐下，有大决心，下大工夫，要做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阳货》)，就是自强不息的君子，只有这样一息不懈的修德，才能化掉私欲，达到一体之仁的道德境界。
必有对生命的深度反省而后才能达至对内在德性的把握。孔子与宰我之间有关丧期长短的对话，反映了孔子对内在德性的把握。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以父母对子女初生三年的保育期来解释丧期三年的意义，表现了报恩反本的道德思想。三年之丧不论是否真的曾普遍施行，但这样做是为了求心之所安；孔子以安不安来反质宰我缩短丧期的想法，这反映了孔子对心灵所表现出来的“不安”有很深的体会。由安与不安点出仁与不仁，是把“仁”的层次放在对个人心灵深处的道德性及价值性的反映之上。宰我安心于丧期一年的做法，因为丧期一年对生活秩序的影响较三年丧期为少，而三年之丧的损失太大，如果行三年的丧期，宰我内心反而感到不安。宰我以实际效益来衡量问题，所以他的安与不安建基于利害得失之上，因此，在对待丧期的问题上，孔子与宰我的观点互相对立，即反映了道德思想与功利思想不可协调的一面。
此外，由颜渊对孔子的赞叹，可知孔子的教学已经到了哲学层次的析述，因而才会有颜渊貌似飘忽的赞辞。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而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
这一段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