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简《归藏》丽卦，传本《归藏》、《周易》通行本和竹简本作“离”，帛书作“罗”。“离”和“罗”古相通。《方言》曰：“罗谓之离。”“离谓之罗。”《彖传》、《序卦》、《说卦》并云：“离者，丽也。”故离、丽、罗三者通。然而，从文字起源看，丽的含义更符合卦画，离当来自丽。甲骨文中有“丽室”之辞。鲁实先解释曰：“其据以会意者为二室相临，二人相俪，是以其本义，为两为偶，即丽与俪之初文。《说文》以旅行训丽者，乃其引申义也。所谓丽室者，谓二室相偶，中间一堂，即《礼记杂记下》之夹室，亦即《国策燕策》之历室与《史记．乐毅传》之历室。夫室不相临而曰丽者，是犹先民画卦以两阳介一阴而名之离，亦取附丽为义也。”（《甲骨文字集释》第十） [13]由此可知，丽，本是指两室相临和二人相俪，有依附之义。卦画 为一阴依附二阳，别卦则是两个相同的经卦相依附，因两个离经卦外阳内阴、外实内虚，故与同两室一样，相互依附。故别卦离卦卦画有依附之义。如《彖》释《离》云：“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因此，丽比离更能反映卦象的特点，恐为离本丽之例证。
其二，竹简《归藏》卦辞皆用“卜”字，带有浓厚龟卜的痕迹。而《周易》今本和帛本则未使用“卜”字，蒙卦用过“筮”字。卜筮是不同的。《礼记．曲礼上》云：“龟为卜，策为筮。”更为重要的是卜早于筮。从行文上看，《归藏》修辞造句不讲究，无多大的文学价值。而《周易》则不同，它有简古清丽的语言，明朗而多形象的描写，爽朗而和谐的音节，亲切而有味的比兴，存有大量的远古的谣谚， “是一部最古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散文作品”， [14] [15]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从卜早于筮、《归藏》带有龟卜痕迹和《周易》卦爻辞比《归藏》卦辞更为精致两个方面看，《周易》晚于《归藏》。
其三，按文献记载，《归藏》是以坤为首，殷墟出土的数字卦有崇尚坤之倾向。在出土的文物中，有两件特别应当引起我们注意。一是刻在甲骨上的“上甲田 ”，另一块是父戊卤上的“ 父戊”。周立升先生指出：“上甲、父戊都是殷商的先公名号，如果契数 是坤卦（后人将其横置作 ，正是坤之古文），当可知殷人是贵坤的。称归藏首列坤，为殷易，是有一定道理的。” [16]此为《归藏》早于《周易》之又一证。
其四，《周礼》言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经卦和别卦虽然一致，但从其排列次序看，为《连山》《归藏》在《周易》之前，这种排列决非偶然，当视为《归藏》早于《周易》的重要证据。有的学者提出，桓谭言《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言，前者繁后者简，推断夏《连山》殷《归藏》不可信。其实，从整个人类认识发展看，是由繁而简、由具体而抽象，这是认识发展的规律。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先繁后简未必不可信。
然而，从卦辞看，大多反映的是夏商和夏商以前的事（包括神话传说）。当然也有商周和商周以后的事。最晚几条有：师卦周穆王占卜西征之事；右卦平公占卜邦国吉凶之事；鼎卦宋君占卜之事。后两者反映的是春秋之事。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卦画卦名较早，大约在周之前。卦辞写成的晚，在春秋平公和宋君之后。一是卦辞与卦画、卦名和卦辞同时较早，大约周之前。而反映周代和周代以后的卦辞则是后人修补的。这两种情况后者可能性较大。因从卦辞看，大多是反映夏商和夏商以前的事（包括神话传说）。有反映周和周以后史事的卦辞，并不奇怪，“古代数术之书有不断改写的习惯”， [12]《周易》就是如此，有被修改的痕迹。比较马王堆帛书《周易》与今本《周易》，无论是卦序、卦辞、卦名及文字都存有一定的差异。帛本系辞和今本系辞差别更明显。除了通假字外，帛本比今本缺少若干章。如帛书缺今本上篇第九章，下篇的第五章的一部分，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章的一部分，第十、第十一章也不见于今本。另外，今本“易有太极”、“显诸仁藏诸用”、“开物成务”，帛本分别作“易有大恒”、“圣者仁壮者勇”、“古物定命”。又出土的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也与各种版本不同。除了文字歧异外，在卦爻辞之后又有卜辞，这是其它版本所没有的。 [17]这充分说明《周易》经传的确被改写过。与《周易》相同，人们在应用《归藏》的过程中，曾不断地对那些已过时的卦辞进行改写，补充影响大且应验的卦辞，则在情理之中。这种不断改写，一方面同说明在儒家占统治地位之前，《归藏》广泛流行而已；另一方面，《归藏》筮占所暴露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王明钦先生以三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四”和春秋三易并用提出，“《连山》《归藏》《周易》古同出一源。为《易》之三大派别。” [9]这种说法恐难以成立。“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四”是言史官当时掌握三部易书，这三部书卦画相同，未及其他，而仅卦画相同并不能说明三者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作品。春秋时三易并用也不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像卜筮并用不能说卜筮是同一时期产生一样。因此，在没有其他史证和出土文献证明的情况下，古人关于夏商周三易之说不能轻易否定。
三、文王演易不是重卦
关于重卦问题，也是易学史上长期争论的焦点。共有四种观点：一，伏羲重卦。《淮南子．要略篇》：“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福祸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王弼也认为伏羲重八卦。（《周易正义》引）王弼也主此说。二，神农重卦。郑玄曰：“神农重卦。”（《周易正义》引）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同上）三、夏启重卦。孙盛认为，夏禹重卦。四、文王重卦。司马迁云：“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周本纪》） “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史记．日者列传》）扬雄云：“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法言》）班固、王充等皆主此说。其中第四种观点影响最大。这些观点在《系辞》中基本上可以找到根据。如《系辞》“观象制器”一节则是伏羲、神农重卦的根据。“《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易》之为书也，……兼三才而两之，故六。”是文王重卦的根据。禹重卦不知何据。孔颖达对四种观点进行了辨析。他说：
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噬嗑》，此论不攻自破。其言神农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故《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上系》论用蓍云：“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十八变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后，非三画之时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矣。《说卦》又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兼三才而两之，又非神农始重卦矣。又《上系》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蓍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后。何者？三画之时，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辞。因而重之，始有变动，三画不动，不得有尚其变。 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后，三画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间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