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全世界很多区域都在进行对于二战结束五十周年的反思和纪念。在这个年头里，中国和日本的知识界并没有表现出对于抗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共同性立场，相反，除了少数有识者之外，在各种形式的合作研究中，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回避正面触及这段历史所造成的感情创伤，以知识的态度对待这段历史。于是，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潜在前提。与此相关，1995年也是中国普通公民又一次强化战争记忆、燃起民族仇恨的年头。各种形态的有关抗日战争历史的回忆，使得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在感情上加深了与日本的对抗情绪。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它很快带来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要求，于是，中国人从日常生活到感情和文化选择，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既有的价值观念还在，但是它们已经被结构进一个完全不同的序列里，从而发生着不同的作用。
　　当全球化被语焉不详地不断复制为一个既定前提的时候，有关全球化的了解反倒被搁置起来了。特别是全球化与"普遍性"、"国际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紧迫的任务被理解为与国际"接轨"，并由此衍生出所谓国际化与本土化两种立场。但无论是哪种立场，都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全球化过程将带来的不是本土文化的开放或者消亡，而是本土文化的重新结构，在这个重新结构的过程中，本土文化的实体性将要受到挑战。
　　本文所要讨论的不是全球化本身的定义问题，而是在中国知识界普遍接受了全球化这一前提下所出现的一些基本状况；我认为，这些状况反映了某些误区的存在，它们集中地体现在"跨文化"对话的活动当中。实际上，在近年来中国的"跨文化"活动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大多被理解为某种实体，开放文化和固守文化只是在对立的两极上强调了文化的实体性而已，因而，全球化的过程所带来的本土文化的自我否定和重新结构的可能性，被这种实体化的思维方式遮蔽殆尽，它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轻松的叙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经过两年的准备,在1997年，在少数中国和日本知识分子之间，开始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对话过程。我们给这样一个对话的尝试命名为"知识共同体对话"。不言而喻，主要发起人和参加者试图在这样的对话中建立的，是一种跨文化的共同性知识立场。这一尝试所试图面对的，则是在轻松的全球化叙述和谨慎的跨文化对话背后所隐藏着的、存在于中国和日本社会与知识界之间的尖锐的文化冲突。通过对这种文化冲突的触及，我们希望能够揭示全球化认识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方式的误区，从而勾勒全球化文化互动的真实状态。我们非常清楚，文化差异的表述通常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假象所遮蔽。这种遮蔽导致的后果恰恰是被遮蔽的差异和矛盾的深刻化和白热化。仅就中国和日本而言，在两国的知识界之间进行的"文化交流"一直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各种面目呈现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程度。但是，在各个层面的交流之中，有一些被自觉回避的问题总是会以人们最不情愿的方式爆发出来；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战争历史的责任问题。这是一个始终未能在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中获得明确定位的问题。这样说倒不是意指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讨论，或者没有得到注意，而是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和真实的表达途径。所以，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交锋往往会突如其来地爆发，又被突如其来地压抑。与此相关，如此频繁的文化交流，其实却是在非常狭窄的思路中进行的：所谓"专家式对话"是构成文化交流的基本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只允许就一个方向展开话题，比如两国中国学家的交流或者日本学家的交流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交流只以话题所依赖的某一方文化为基础，而相互之间的文化差异则仅仅被视为背景从而被虚化或搁置，只有当讨论无法顺利进展的时候，文化差异才被作为"退路"提出来，它的作用又往往在于以文化特殊论堵住另一方发言者的嘴：关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我们才了解。毋庸置疑，这样的模式没有给文化冲突准备余地，而且通常由于话题的设定是在一种文化内部，而这种文化又被视为是自足的，所以来自该文化的学者就无形中充当了"先生"的角色。也由于同一个原因，作为专家式对话的伴生现象，跨文化的学术交流常常会引起一些潜在的纠纷，而这些真正的文化冲突基本上被视为附加的问题被草率处理掉，从未构成讨论的主要对象。这使得跨文化交流的友好表象建立在极其虚假的层面上。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认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知识空间，把一直被遮蔽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差异问题推到前台，是一个迫切的课题。为此，我们在"知识共同体对话"的起点规定了如下几个基本的前提：


　　一、知识共同体不以专家式的知识交流为自己的目标，它要处理的是专家式交流所遮蔽的文化差异乃至文化冲突问题，并进而以反省各自知识处境和共有彼此的困境为目标；
　　二、知识共同体的对话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和实践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为前提，而不是以了解和研究对方文化的某一个领域为前提。因此，参加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对于本国文化和社会基本问题的危机感和介入能力，以及对现有知识状况的反省精神；
　　三、知识共同体反对实体化和制度化，也反对以民族或文化的代言人自居；因此，我们主张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对话和讨论，保持流动性的交流过程，力求以有限的时间和交流揭示尽可能多的问题，寻找超越国别框架的思考基点。
　　在上述原则下，我们邀请了中国和日本不同学科和不同行业的知识分子，从1997年开始每年一次举行研讨会，并且除掉少数几人作为持续性的参加者以创造对话的某种连续性之外，尽可能每次更换参加者以求保持对话的开放性。到现在为止，这一活动已经进行了四次，它带来的收获是多样的和意味深长的。而且，一切收获都来自冲突和误解本身。可以说，知识共同体的运动过程，提供了一个相对丰富的考察全球化与文化差异相关性的有效视角。?命名的困难：自由的个人如何可能？
　　"知识共同体"是一个非常易于被误解的称谓。首先，共同体这个语词显然与我们的初衷相反，具有很强的实体性语感。更何况，在历史语境中，共同体总是带有某种封闭性和排他性；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共同体这个语词已经被悄悄地改头换面注入了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内容。各种名目的经济政治"共同体"以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形态出现在当今世界舞台上。不言而喻，国际政治经济"共同体"包含着不平等的霸权关系，它的发展所带来的，是新的和更隐蔽的权利关系格局。因此，使用这个语词为我们所进行的尝试命名，实在有瓜田李下之嫌。
　　其实，在命名的当初，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考虑。一个潜在的愿望仅仅是，当世界充满形形色色的"共同体"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知识人的共同体？我们能否拥有一个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共通性知识立场？我们能否在新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语词？
　　然而，当命名一旦成立，就引来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事后才意识到，这个充满了歧义的称谓其实最准确地勾勒了我们的知识处境。
　　在最初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在知识共同体前面加了"中日·日中"的字样。于是，每个参加者的"代表权"受到了我们自己的质疑。我们是否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文化？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但是问题再深入一步，就不容易回答了：既然如此，我们是否是自由的个人？自由的个人如何才是可能的？
　　这就是第一次会议上出现的主要分歧之一。中国的学者为这次会议设定的讨论是清理各自的知识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