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的右翼分子，一些从事进步活动的知识分子和日本市民也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出相同的态度，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最难于清理的问题，它的症结在于日本的很多进步知识人在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理想破灭之后，其基本思维模式被吸纳进冷战思维模式之中，在这个模式中，"国家"（特别是曾经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被简化为一个进步知识人必须加以对抗的符号，而同样被简化为概念的"民主"、"自由"模式则因其抽象性而遮蔽了它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被绝对化为普遍性标准。被冠以"科学"之名的"学术客观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充当了审判历史的法官。在日本部分进步知识人质疑南京大屠杀数字的姿态背后，隐藏的恰恰是在战后日本语境中发展起来的这种"政治正确性"。他们要表达的是自己对于中国"国家"的批判立场，是以"民主"和"自由"审判"集权意识形态统治"的政治正确性。因此，在中国与日本知识人之间出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数字的争论，其实不是由于一方正确另一方反动，而是由于在各自的语境里，它们都被视为具有政治正确性。


　　在知识共同体的讨论中，这种政治正确性受到了质疑。不能不指出，假如没有两种语境的碰撞，这种质疑在单一语境中是不可能完成的。当日本知识分子指出对于南京大屠杀数字的质疑体现了日本知识界知识的抽象性时，这位发言者点明了一直被中国学界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战争记忆的情感性如何才能成为进入历史的资源，而不仅仅是直观性的感情发泄。在战争问题上，中国的研究者固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这些研究仅仅作为对于历史资料的揭示而被专门领域所局限，还不能够成为当代思想建构过程中的有效资源；在此情况下，对于战争的研究无法触及中国历史和现实思想状况中那些最基本的问题，这反倒使得中国的战争史研究无法介入当代中国思想那些最活跃的部分；与此相应，中国普通市民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把战争纳入思考更广泛的现实问题的视野，它基本上被就事论事地局限在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层面上，而作为保存战争记忆的重要资源，情感记忆并没有承载思想史的内涵，它不能够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因此，中国的知识状况恰恰与日本知识分子对于日本知识界的反省有某种相通之处，这就是知识的抽象性。当知识不能面对活生生的现实的时候，这种知识不仅会屠杀历史，而且会屠杀感情，使感情在无法与思想连接的时候不断被形骸化。中国的知识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对于战争历史的肤浅表态，并且使自己的研究仅仅用来论证某些既定的结论，并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更是由于自身思维的惰性。只有当知识被抽象化之后，材料才仅仅成为材料，感情也仅仅是人的直观冲动；战争历史在这样的状况下被处理，它无论被处理得多么具体入微，都不会具有活的历史的内在紧张，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因而也不会成为现代的思想资源。
　　知识共同体的部分讨论成果见诸2000年3月和6月的《读书》杂志。中日学者同时处理战争历史的话题并不鲜见，鲜见的是这组文章具有相当内在的相互补充和呼应的效果。当这样的补充和呼应发生在中国与日本的知识人之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知识共同这样一个立场的可能性。
　　第四次讨论在第三次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对于战争历史的思考如何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源是这次讨论的基本议题。通过对于一些个案的分析，又有一些新的尚待思考的问题浮现了出来。我们如何处理一种语境中正确立场的相对性问题？围绕着战争进行的一系列讨论无疑有助于揭示这一困境的存在。在一种文化的内部其正确性勿庸置疑的行为与话语，在进入另一种文化的时候却常常失掉它这种不言自明的前提，甚至被置于反动的保守的位置，这种相对性构成了所谓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交流的最大难题；假如我们不能确保自己立场的正确性在任何语境中都是通用的，这是否意味着对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谋关系的批判需要进一步复杂化，或曰历史化？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警惕借助于这种相对性的困境乘虚而入的文化本质主义，亦即在跨文化交流中拒绝他者的虚假开放姿态。在此基础上，我们的问题是：当跨文化交流形成了一种借助于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展的趋势时，我们要加以警惕的是一个悖论性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打破以各种外包装呈现的文化特殊论，这种论调排斥任何形态的他者，拒绝了文化内部的自我更新亦即文化内部的"跨文化"；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警惕那种以抽象方式进行的"跨文化交流"，这种所谓的国际化消解了跨文化的所有紧张和冲突，也消解了这些紧张和冲突在自身文化内部的复杂上下文，从而成功地掩盖了跨文化所要直面的基本问题。我们不能不两面出击，在拒绝文化特殊论的同时拒绝抽象的普遍主义叙述。
　　对于战争与革命的讨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视角。尽管我们中间并没有专门从事战争历史研究的专家，但是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与革命所包含的复杂历史脉络和活生生的现实问题正面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为什么南京大屠杀的数字不容置疑"到"中国人是否很容易原谅日本"，这些最简单的问题引导我们进入了对于复杂的文化差异的追究和认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共同思考"我们亚洲人"是否是一个可以成立的说法，"亚洲"能够激发什么样的问题。


　　知识共同体这样一个一直富有争议的名称把我们引向了一系列复杂的讨论，这些至今尚未获得一致的讨论仍将继续下去。每一次讨论总会留下很多不满足，它把我们引向下一次讨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欢迎"失败"的尝试，而不是成功的庆典。我们所获得的，将是对于跨文化知识状况的基本困境与可能性的体验和认识。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已经成形：跨文化的"知识共同体"，提供的不是两种或者更多文化的知识人的对话空间，而是使这些知识人得到重新塑造的空间。在知识共同体这个充满文化差异的空间里，文化自足性将要受到怀疑，文化归属意识将被重新打造。那些在单一文化语境里无法呈现的问题，那些在两种文化代言人的对峙中不会得到揭示的问题，才是知识共同体要处理的问题。而通过这样的处理，我们希望达到的，是对于跨文化格局的真实理解，和这个格局的初步实现--不言而喻，它将出现在我们自己文化空间的内部，而它的出现才意味着真正的文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