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配以同声传译。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扩大能够与会者的范围，选择深入本土问题又具有国际视野的对话者，使文化冲突与跨文化交流得以在较深的层面展开；尽管翻译的问题因此凸现了它的局限乃至危险性，但是至少使用母语的讨论者本身可以自由地采用母语的思考方式，而对于母语文化自足性的冲击，则首先来自另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当然，这样做必然牺牲另外一个范围，亦即假如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时可以同时呈现更多区域内问题的视野。这也就是引起争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只能在中国和日本学者之间进行，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国家的知识分子参与？
　　借助于英语进行的跨文化交流与使用各自母语进行的跨文化交流，究竟能够碰撞出怎样不同的问题意识？这一饶有兴味的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追问。至少就表面状况而言，英语交流似乎可以在感觉上使一些人缩小距离感，增加"国际"感觉，但是这种情况也完全与个人经验有关，无法抽象判断；使用母语的跨文化交流，一般而言比较容易增强文化距离感，更容易使人产生文化差异和族性差异等等潜意识联想。关于文化代表权与自由人可能性的问题，比较容易发生在使用母语进行的跨文化交流状态中，特别是"代表母语文化的还是自由人的"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与本土语言的作用直接相关。事实上，差异不仅存在于"本土的还是国际的"这样两极之间，它也存在于一种文化之内或者多种文化之内。在使用母语交流的时候，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最容易被意识到，基本对等地看待文化之内的差异和文化之间的差异的思考方式反而会被遮蔽；换言之，突破国家本位的框架思考寻找各个区域之间的相通课题，或者反之，寻找状况之间的差异，显然易于受到母语的干扰。那么在使用英语进行的跨文化交流中，是否有可能凸现这样的差异呢？当然，上述分析是在非常表面的意义上进行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然而，我们对于这样的问题是否忽略得太久了？
　　在知识共同体的四次讨论中，都有韩国学者参加。但是由于技术性原因，他们不得不使用中文或日文。尽管韩国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了讨论，但是中、日、韩三国知识分子对话的局面并未形成。这不是我们所情愿的，但却是一个真实的状况。在此种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对话的尝试；但是对话范围的局限不能等同于思考的局限，至少作为基本的设计，我们希望通过两国学者的对话触及某些可能是为更广阔的地域所共有的问题。


　　尽管几年来的对话基本在中日学者间进行，但是，"西方世界"的参与却是潜在的和强有力的。我们发现，无论怎样调整对话者，以西方理论为基点的视角都是不可动摇的。事实上，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亚洲国家的知识分子之间都已经不可能进行独立于西方之外的"纯亚洲"的对话了。换句话说，我们的课题既不是在既定的西方模式之内建构一个亚洲模式，也不是在西方话语之外寻找一个独立的亚洲，而是直面近代以来这样一个西方与东方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渗透并且经常伴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的基本状况，思考历史的表述途径和现实状况的分析方式。困难在于，当我们突破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而进入问题的时候，避免西方理论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模式被无媒介地和无限地应用，和避免过分强调本土资源的特殊性而拒绝进入现代性的叙事，这两者必须被同时纳入研究和思考的视野，从而形成我们讨论的基本视角和边界意识；但是，由于这样的视角至今并未确立，所以我们不能不在两面出击的状态下展开自己的思考。换言之，我们必须在区别于简单的西方化或本土化的意义上确定自己的工作，这就使得我们的工作不得不以"否定"开始，也就是说，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解构主义的批判立场是一致的。
　　第一次和第二次讨论使用的视角都是相当"西方化"的。在第一次讨论里，我们讨论了有关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传统与现代化以及中间层等等来自西方的命题，并且在这样一个基本框架里展开了相当"本土化"的争论；但是，分歧并未发生在如何界定这些命题的知识层面，而是发生在是否应该仅仅以客观求知的态度讨论这些命题这一点上。如上所述，由于多数日本学者坚持知识的立场而拒绝知识分子的立场，而大多中国学者则恰恰主张以知识分子的立场作为知识的统合与主导，所以"西方化"与"本土资源特殊论"等问题仅仅作为背景而被意识到，并未被推到前台；在第二次讨论里，这个问题被推到了前台，引出了更多的问题。
　　第二次讨论的主题是民族主义的问题。议题之一是中日学者间围绕德里达有关书写学与民族主义论述的讨论。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是有关这个问题的相当优秀的研究者，但是在对话当中，一个根本的差异浮现了出来：准确地阐释德里达的理论，并且把他置于欧洲的语境中讨论他的贡献与局限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这样的工作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对于本土历史状况的解释？中国学者的发言利用本土的历史资源揭示了德里达书写学的有限性，而日本学者却更倾向于使用日本历史的资源印证德里达书写语言学的有效性。这一基本的分歧在"民族主义"这个总的话题展开之际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进一步的矛盾：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的民族主义是所有进步知识人的批判对象，而西方理论又在此意义上提供了否定日本民族主义的武器，因此在日本的语境中，使用西方理论具有某种道德优势；更何况会议上使用的是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解构民族主义的理论资源；但是，当话题进入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问题时，战争记忆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呈现了出来。阐释了德里达理论的日本学者并未回应中国学者表达的创伤记忆问题，而是把话题引向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论述；而在场的其他日本学者，却恰恰因为深感该话题的分量以至于无法简单地回应这个问题；加上语言传递过程中的一些失误，造成了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之间感情上的隔阂。
　　可以说，开始的两次讨论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西方的理论资源以"理论的方式"渗透到东亚国家的知识界之后所可能引发的最基本的问题。这些基本问题是，西方的理论并不是抽象的结论，它是历史性的和流动性的，其具体针对性很强；因此，对于西方理论的解读与对于西方历史的解读一样，不能仅仅依靠抽象的演绎；必须警惕的是，当西方理论在东方的语境中被抽象化甚至被作为现成的方法加以直接应用的时候，理论的生命力就被扼杀了；不仅如此，在西方的语境里那些富于批判精神的理论，由于这种抽象的过程反倒在东方的语境里充当了霸权性的角色，被以国际化的名义赋予了凌驾于本土问题之上的特权。因此，仔细地甄别西方理论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真正的批判性和负面的话语霸权，是对于东方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严峻考验。德里达理论在日本语境里引发的批判立场，我们通过日本学者的讨论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有关民族与战争历史的复杂感情记忆，应该如何切入这样的理论阐释里？或者它是否应该名正言顺地被排斥在理论讨论之外？这一切未来得及正面提出的问题，其实包含了一些基本的和陌生的原理，它关系到西方的理论资源如何成功地转换为本土语境的营养，关系到知识人的国际感觉等一系列难题。


　　第二次会议有两位来自台湾的学者和三位香港学者加入了讨论。他们的加入使得话题变得更加多层次和更加富于歧义。这五位学者都有着很深厚的英文功底，大部分都有长期留学欧美的经验；他们对于西方理论和本土问题的理解方式与大陆的学者有很大不同，最根本的不同是对于民族主义和民族感情的处理方式：他们对于民族感情和民族主义问题保持着更为丰富的矛盾和怀疑心态，对于文化认同的理解也更具有反思性。相比之下，大陆的学者则对这些牵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