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各自知识界的基本状况，来自日本的学者觉得这是一个无法讨论的问题，所以他们建议把话题具体化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本土传统与现代性"等等通常被专业化讨论关注的内容。但是，这样的讨论并没有妨碍最初的设计，因为当讨论深入之后，立刻出现了各自知识处境的分歧点。日本学者强烈地对于中国学者们毫无抵触地自称"知识分子"表示了抵触，他们相当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学者们具有潜在的精英意识和对于"民众"居高临下的心理；为此，他们坦诚地表示自己不是相对于民众的知识分子；而中国学者则认为日本学者拒绝使用知识分子与民众这样的分类不证明他们与民众认同，哪怕在日本已经不存在所谓"民众"，也不妨碍日本的学院精英保持清高。在这样的分歧点上，日本学者表现出来的对于所有问题的知识性态度与中国学者表达的对于知识背后的社会现实的忧患意识也发生了冲突。当有的日本学者试图把这种差异归纳为时间差异，即日本已经经过了中国现在的这个阶段，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引起了中国学者强烈不满。可以说，第一次讨论在没有找到接触点的情况下不欢而散，而各自就知识分子定位问题所思考的历史脉络没有得到真正呈现。


　　然而有一些问题却留了下来，并且如同种子一样开始萌发。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当我们试图跨出自己的母语文化进行异文化间的交流时，我们的立场究竟在哪里？所谓"自由的个人"的立场在理论上固然是存在的，但是，当遇到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处理自己与母语文化的那种盘根错节的认同关系？又如何处理以母语文化代言人自居而对他文化的对话者不自觉地表现出的优越感问题？在此种状况下，"自由的思考"和"自由的立场"假如是存在的，它相对于什么而存在，又将把我们引向何处？
　　在几次会议上，一些学者都使用了"中方"、"日方"以及"我们日本人"等等说法，用来指称当时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与会者之间的一些龃龉，结果他们想要表述的真正内容没有人理会，而这种称谓方式却遭到了与会学者的强烈批评：谁有资格代表自己的国家和文化说话？在另一面，似乎问题的核心更在于，当人们自我规定了"自由的个人"或者"国际化"、"文化相对主义"等等立场的时候，是否能够因而保证自己真的具有思考的自由？它是否有可能使人合理合法地逃避社会和历史的责任？与此同时，在日益蔓延的"国际化"思维中，我们是否有可能陷入另外一种自我欺骗的陷阱以致于以另外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方中心主义来取代已经吃不开的西方中心论，也就是说以全球视野为名抹掉西方理论资源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以政治正确的强势话语压抑那些看上去很有东方文化本质论嫌疑的思考？事实上，当人们试图表现自己的"自由"的时候，一个经常被采用的策略是，使用西方的理论资源讨论问题，避免使用本土的资源。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这样一种表象，是否真的保障了我们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否具有抵抗本土中心论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能力？
　　或许发生在几次讨论中的龃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使我们返观自身的线索。最重要的是，我们摆脱概念性思考面对复杂现实的能力将通过这样的返观受到锤炼。
　　这个复杂的现实就是，全球化和国际化如果构成了对狭隘的本民族中心主义的挑战，那么，这一挑战是否意味着对于所有形态的民族感情和文化认同的否定？在现实当中，我们几乎没有可能以平等和客观的姿态生存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所有的自由都是有条件的；假如我们试图以非对抗同时又是非妥协的姿态介入当今世界，对于自己母语文化的认同在何种情况下是一种资源，而在何种情况下又是一种障碍？所谓反文化本质主义的思考，究竟在哪一个层面上是有效的批判武器？
　　不能忽视的是，在近年来的中国学术界，有关民族主义、本土资源与西方中心论等等问题的讨论是在非常皮相的层面展开的，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得到清理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被卷入了所谓"东方主义"的问题，并且试图回应西方批判知识分子的声音，所以造成了很多混乱。这种混乱的结果之一，造成了对于文化立场的简单归类，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讨论几乎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而所谓本土知识分子的立场在不同人那里的不同意义也完全被省略，于是形成了所谓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分类，这是一些几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分类，但是却很容易被人接受。而在批判中国知识界浮躁现象的时候，日本知识界的状况又不能提供直接的借鉴，不仅如此，日本知识人面对的烦恼基本上无法直接转换为中国知识人的问题。简单横向借用对方的概念是危险的，因为我们无法割裂它在自身语境中与其他问题的联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不同文化中的某些共通性问题。比如，自由的个人与民族主义之类的命题是如何被制造和被使用的？所谓知识分子的立场是如何被规定的？在代表国家/文化和自由的个人这两极之间，是否还存在多样的立场和更为复杂的困境？等等。
　　或许"自由的个人如何可能"之类的问题无法被正面讨论，因为它必须在状况之中才能成为问题；但是它却在知识共同体的讨论中被一再激发出来，因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困境在于，知识共同体的称谓尽管表达了超越国家和跨文化的基本意向，它却完全没有可能凌驾于这一切之上。在几年来的对话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跨文化不可能发生在两种文化之间，它恰恰发生在一种文化之内。也就是说，当一种文化内部发生了对于自身自足性的怀疑时，跨文化才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异质文化的媒介作用只有通过本土的知识状况才能够产生，而一旦异文化的问题真的成为了自我认知的媒介，那就意味着本土的知识状况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当思考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时候，知识共同体的活动获得了它的自我定位。这就是，寻求在自足的文化体系内部无法呈现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的契机，创造文化主体非实体化的"主体性"，在流动过程中创造主体认知的新的可能性。?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和"日本"


　　在第三次知识共同体的讨论中，一位来自日本的参加者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知识共同体为什么要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对话？这是否局限性太大？
　　局限性当然是不言自明的。问题在于，这种局限是否真的可以避免，假如它难以避免，那么是否可以转而变成我们深入问题的有利条件？
　　在日益扩大的文化接触中，越来越多的交流发生在多种文化之间。知识共同体的多数参加者都有参加这种多文化交流的经验。在这样的交流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很难加以解决，那就是语言问题。通行的办法是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这的确使交流的技术困难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缓解，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另一个非技术性的困难，那就是要求与会者懂英语。这种先决条件相当程度地影响了参加者的素质，因为尽管使用英语者的情况千差万别，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一部分熟练使用英语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是不真正"在地"的，就是说，他们并不能够深入本土的复杂状况，而是依靠那些相对抽象的通行概念来思考和表达。于是，一个尴尬的局面有可能出现，那就是这种跨文化交流不可避免地要依靠相当一部分的"自由人"来完成，由于英语的使用所带来的限制，这种交流很可能过滤掉文化冲突中最棘手的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往往要依靠母语来表达。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真正的以异文化为媒介的跨文化必须发生在某一文化之内，摆脱母语的尝试所带来的局限性可能并不小于使用母语所造成的局限性。尽管我们可以在理论上设想一个使用英语传递本土复杂状况的理想状态，但是这种状态似乎从未出现过。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坚持知识共同体的讨论必须使用与会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