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文学批评历史方法的涵义问题(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代的文学过程，由于脱离了对文化的深刻分析，不过是归结为文学诸流派的表面斗争，对现代（特别是19世纪）来说，实际上是归结为报刊上的喧闹，而后者对时代的真正宏伟文学并无重大影响。那些真正决定作家创作的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的民间潮流）却未得到揭示，有时研究者竟一无所知。”[49]对照这话语，检讨我们的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我们不得不说存在着缺失真正的历史方法问题。[50]＾ 三、历史方法的本土传统
以上述两个含义去比照（不是衡量）中国古代文论，我想也不失方法论上的意义。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建设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是要发扬光大古代文论中的精华，恢复五四以来中断了的伟大传统，为此，首先就要确立一种合适的，即内在于古代文论精神的方法，若不如此，古今不会有接洽点，对话会因缺失共同的主题而流于泛言。
埃利亚斯论及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才开始拥有他者意识，在中国，从春秋以降，一直未曾中断，而且，这种意识还是中国思想文化之本，“礼”学就明证。《孟子·告子上》：“恭敬之心，礼也”，就是表达在“礼”的实现中，他人具有首要地位。《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同样表达了自己的所言所为所欲所思要顾及他者。杜维明先生的“自身与他人发生联系就是‘礼’的深层结构”[51]精要地概括了这一思想。“礼”是“仁”之践行，“仁”为“礼”之本。因此，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认知传统和价值观念深深地烙刻着他者意识，应该说，这为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种他性视域、他者既内在又外在于我、他人与我共在的思维方式，两位著名的西方汉学家从文化外位和思维比较的角度作了很好的概括。
李约瑟称中国思维是“关联式的思考”(Coordinative thinking)，它与欧洲科学的“偏重于事物外在的因果的关系”的“从属式思考”(Subordinative thinking)不同：“在‘关联式思考’，概念与概念之间并无相互隶属或包含，它们只在一个‘图样’(Pattern)中平等并置；至于事物之相互影响，亦非由于机械的因之作用，而是由于一种‘感应’(Induction)。”[52]葛瑞汉认同李约瑟的概括，并进一步条理化：“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倾向于：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孤立；整中有分，而不是部分的集合；对立的双方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认为万物是变化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并非向前发展），而不是静止的；看重物之用，而不是物之质；关心相互感应，而不是因果关系。”[53]张岱年先生明确评价此言：“这个观察是正确的。”[54]我个人以为，巴赫金重视人际间在经验直观中动态存在（“未完成性”、“非现成性”）的整体性、完整性和互补关系（“我眼中之他人”、“他人眼中之我”、“言语应答交际”）的思想方式与中国思维有某些共同之处，可以作为一个值得借鉴的视点。
再具体一层。古人之“修辞立其诚”、“言为心声”都是说出于“诚”的辞“合内外之道”，可以由辞观人。这一点对创作和批评而言，同样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它说明了说者形象与语言形象的统一，只有这样，他者才是一个真正的说话人，成为你，我才可能是一个真正相对你而存在的我。饶宗颐先生比较了“孔门修辞学，与现在的语意学”，得出两个结论：“儒家的修辞学，内在于立诚，外在于知人知言，不是徒然讲‘辞形’‘辞式’，而是讲文德的，所以和西洋的修辞学截然不同。孔门的修辞，与其说讲修辞，毋宁说是讲语意。”又：“不过孔门的修辞，和新近的语意学也有不同的地方。……儒家的知人知言是中国的语意学，但折衷于道义，以‘立诚’为本，是‘有本之学’，所以不是单纯的语意学，而是混合了道德的哲学。”[55]饶先生的话不但说明了这个他者在什么意义上才是个真正的他者，更重要的是，我与他者交往，要知人知言，先要立文德、立诚，对自己有真确的认识与反省，落实到言语交往中，才有“礼”可谈，体现“仁”之本真。
结合古代文论，我们也可以发现与现代历史方法相联系的端点。史在古人心目中是文化的集合，一朝礼乐刑政典章制度的总结。从广义的文学观念说，文即史，即文化，就狭义的文学观念言之，文却从属于史，为史的一个分枝。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拥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处处以历史的眼光评判文学，成为中国文学思想的一大鲜明特征。尽管中国史学讲求一个“统”字、一个“鉴”字，实用理性突出，落实到批评的方法上，强调“以治观文”和“知人论世”，但另一方面，古代文学观念一直把人置于中心地位。《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问题在怎样认识人与世的关系。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知人论世”方法由简单直接地以政治教化观念论人论世，趋于全面地观察作者的才性、志气、情趣、品德以至生活中相关的细节、审美追求、审美品格。“知人”越来越受重视。这方面的思想明显地表现在“才性”论和“知音”论上，魏晋以降，渐成风气。我想其间就含纳着对主体的视野逻辑、历史个性的关注，对审美的人的存在之重视。即使是“论世”，也都是社会文化的具体表征，一个时代人们的行为方式，即他人视野，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外在于人的规律。古人没有西方的“历史主义”意识，知人论世并举，是一种双向契入的认识论上的“感应”关系，[56]而非简单的因果决定论。
中国文学批评历史方法的另一突出特征是对文学现象进行回溯的“探本溯源”方法，主要运用于对文体的本原意义进行回溯式探讨和比较文体表现形式的古今异同，真正体现了历史方法内在于文学的学理性。古人眼光宏调，追溯的时间往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又富有历史的具体性，总是与具体的作品相联系，不似现代文论囿于三分法、四分法，拘泥于概念逻辑内涵的静态分析，如李清照《词论》，其意旨为词不同于诗，“别是一家”，她以追溯法将词的源头追到唐代的歌曲，认定词体最根本的特征是“协律”，是“小歌词”，必不同于歌而颂的诗。当然，这只是李氏的一家之言，他人自有另见，古人文学历史意识是讲个性的。由于史的意识深刻，古代文论又表现出浓郁的文化气息，综合性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言：“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然考之经传，如云：‘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远之有？’此诗论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这段话在推本溯源中将诗话的体制区分为推定内容之是非的“论诗的及事”和判别言辞之工拙的“论诗而及辞”，所论兼及诗话体制的语义与形式，联系上引饶先生之语，章学诚此论的深义就很清楚了。这不正是大时代文学意义上的体裁系统性论述么。
至于对作品文情辞采的评论，那么多的诗话、词话、评点莫不涉及，其意义上面已述。古人称之为“品藻”与“流别”，它们的兴起，恰好与魏晋以降人的自觉和批评的自觉同步，与“知人”的“才性”、“知音”并举，说明了对语言的审美分折始终维系着内在的历史审视之光，横向的语言品级比较说明人品的高低，纵向风格的评说则开掘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在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建设中，历史方法论问题一直是重中之重，这一点决定了我们探讨它的涵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收稿日期］2002-03-12
【参考文献】
[1][2]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M].第六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杜，1998.第68页，第572页.
[3][4][26][41][44] 巴赫金全集[M].第五卷，第360页，第367页，第48页，第304页，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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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两个含义去比照（不是衡量）中国古代文论，我想也不失方法论上的意义。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建设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是要发扬光大古代文论中的精华，恢复五四以来中断了的伟大传统，为此，首先就要确立一种合适的，即内在于古代文论精神的方法，若不如此，古今不会有接洽点，对话会因缺失共同的主题而流于泛言。
埃利亚斯论及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才开始拥有他者意识，在中国，从春秋以降，一直未曾中断，而且，这种意识还是中国思想文化之本，“礼”学就明证。《孟子·告子上》：“恭敬之心，礼也”，就是表达在“礼”的实现中，他人具有首要地位。《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同样表达了自己的所言所为所欲所思要顾及他者。杜维明先生的“自身与他人发生联系就是‘礼’的深层结构”[51]精要地概括了这一思想。“礼”是“仁”之践行，“仁”为“礼”之本。因此，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认知传统和价值观念深深地烙刻着他者意识，应该说，这为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种他性视域、他者既内在又外在于我、他人与我共在的思维方式，两位著名的西方汉学家从文化外位和思维比较的角度作了很好的概括。
李约瑟称中国思维是“关联式的思考”(Coordinative thinking)，它与欧洲科学的“偏重于事物外在的因果的关系”的“从属式思考”(Subordinative thinking)不同：“在‘关联式思考’，概念与概念之间并无相互隶属或包含，它们只在一个‘图样’(Pattern)中平等并置；至于事物之相互影响，亦非由于机械的因之作用，而是由于一种‘感应’(Induction)。”[52]葛瑞汉认同李约瑟的概括，并进一步条理化：“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倾向于：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孤立；整中有分，而不是部分的集合；对立的双方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认为万物是变化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并非向前发展），而不是静止的；看重物之用，而不是物之质；关心相互感应，而不是因果关系。”[53]张岱年先生明确评价此言：“这个观察是正确的。”[54]我个人以为，巴赫金重视人际间在经验直观中动态存在（“未完成性”、“非现成性”）的整体性、完整性和互补关系（“我眼中之他人”、“他人眼中之我”、“言语应答交际”）的思想方式与中国思维有某些共同之处，可以作为一个值得借鉴的视点。
再具体一层。古人之“修辞立其诚”、“言为心声”都是说出于“诚”的辞“合内外之道”，可以由辞观人。这一点对创作和批评而言，同样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它说明了说者形象与语言形象的统一，只有这样，他者才是一个真正的说话人，成为你，我才可能是一个真正相对你而存在的我。饶宗颐先生比较了“孔门修辞学，与现在的语意学”，得出两个结论：“儒家的修辞学，内在于立诚，外在于知人知言，不是徒然讲‘辞形’‘辞式’，而是讲文德的，所以和西洋的修辞学截然不同。孔门的修辞，与其说讲修辞，毋宁说是讲语意。”又：“不过孔门的修辞，和新近的语意学也有不同的地方。……儒家的知人知言是中国的语意学，但折衷于道义，以‘立诚’为本，是‘有本之学’，所以不是单纯的语意学，而是混合了道德的哲学。”[55]饶先生的话不但说明了这个他者在什么意义上才是个真正的他者，更重要的是，我与他者交往，要知人知言，先要立文德、立诚，对自己有真确的认识与反省，落实到言语交往中，才有“礼”可谈，体现“仁”之本真。
结合古代文论，我们也可以发现与现代历史方法相联系的端点。史在古人心目中是文化的集合，一朝礼乐刑政典章制度的总结。从广义的文学观念说，文即史，即文化，就狭义的文学观念言之，文却从属于史，为史的一个分枝。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拥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处处以历史的眼光评判文学，成为中国文学思想的一大鲜明特征。尽管中国史学讲求一个“统”字、一个“鉴”字，实用理性突出，落实到批评的方法上，强调“以治观文”和“知人论世”，但另一方面，古代文学观念一直把人置于中心地位。《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问题在怎样认识人与世的关系。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知人论世”方法由简单直接地以政治教化观念论人论世，趋于全面地观察作者的才性、志气、情趣、品德以至生活中相关的细节、审美追求、审美品格。“知人”越来越受重视。这方面的思想明显地表现在“才性”论和“知音”论上，魏晋以降，渐成风气。我想其间就含纳着对主体的视野逻辑、历史个性的关注，对审美的人的存在之重视。即使是“论世”，也都是社会文化的具体表征，一个时代人们的行为方式，即他人视野，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外在于人的规律。古人没有西方的“历史主义”意识，知人论世并举，是一种双向契入的认识论上的“感应”关系，[56]而非简单的因果决定论。
中国文学批评历史方法的另一突出特征是对文学现象进行回溯的“探本溯源”方法，主要运用于对文体的本原意义进行回溯式探讨和比较文体表现形式的古今异同，真正体现了历史方法内在于文学的学理性。古人眼光宏调，追溯的时间往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又富有历史的具体性，总是与具体的作品相联系，不似现代文论囿于三分法、四分法，拘泥于概念逻辑内涵的静态分析，如李清照《词论》，其意旨为词不同于诗，“别是一家”，她以追溯法将词的源头追到唐代的歌曲，认定词体最根本的特征是“协律”，是“小歌词”，必不同于歌而颂的诗。当然，这只是李氏的一家之言，他人自有另见，古人文学历史意识是讲个性的。由于史的意识深刻，古代文论又表现出浓郁的文化气息，综合性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言：“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然考之经传，如云：‘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远之有？’此诗论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这段话在推本溯源中将诗话的体制区分为推定内容之是非的“论诗的及事”和判别言辞之工拙的“论诗而及辞”，所论兼及诗话体制的语义与形式，联系上引饶先生之语，章学诚此论的深义就很清楚了。这不正是大时代文学意义上的体裁系统性论述么。
至于对作品文情辞采的评论，那么多的诗话、词话、评点莫不涉及，其意义上面已述。古人称之为“品藻”与“流别”，它们的兴起，恰好与魏晋以降人的自觉和批评的自觉同步，与“知人”的“才性”、“知音”并举，说明了对语言的审美分折始终维系着内在的历史审视之光，横向的语言品级比较说明人品的高低，纵向风格的评说则开掘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在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建设中，历史方法论问题一直是重中之重，这一点决定了我们探讨它的涵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收稿日期］2002-03-12
【参考文献】
[1][2]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M].第六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杜，1998.第68页，第572页.
[3][4][26][41][44] 巴赫金全集[M].第五卷，第360页，第367页，第48页，第304页，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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