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为专制服务的后儒手上，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些地位上的君子，在品德学问才识等方面并未进行不断的修习，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也未必表现出了超卓的才能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仍然先验地被奉为高不可及的样板，毫无理由地成为要求民众膜拜的对象，于是有了所谓的三纲。以致到后世，一朝权在手，地位比人家高且不说，社会资源也当然地按地位分配，甚至品德学问才干气度似乎都胜于常人，连写几个字都一下子潇洒漂亮起来，任他（们）在名山大川到处涂鸦。且不说孟子那段关于君臣关系的著名论断（《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臣与君尚且如此，民与君则更其疏远），就是大讲特讲中正庸常的《易经传》，也绝难为这种反文化的学说找到理论支持，倒是否泰两卦的卦位卦象却极有说服力的反证了纲常礼教的荒谬。先说泰卦 ，从卦位上讲，乾下坤上，从君臣关系上看，是君在下臣在上；从卦象上看，阳刚在下阴柔在上，使得本性上不断升进的阳刚之气与本性上不断下渗的阴柔之气能不断的交通感应，互相补充，共同发展，因而就通泰安利，所以，泰卦《彖》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相反，否卦 之所以不通不吉，就因为阳刚之气不断上升，阴柔之气不断下渗，二者向着相反方向越走越远，永远没有交通感应互相补充共同提高的机会，自然就违背了造化生生之德，窒息了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否卦的卦象正是“三纲”的理论图式，显然，这样的孔家店和与此密切相关的任何形式的官本位观念都是非打倒不可的，因为它是反文化的。
综上所述，所谓“化”，它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其中包含着原儒对人类善良根性的肯定、对人类正当权益的关注和对人类美好前途的信念；其次，它是自上而下的德政垂范，其中包含着原儒对制度文明的热切关怀和睿智思考，可以看成是先哲为生民立命、为社稷创制的一次具体呈现。
最后说文化。
《易·贲卦》彖词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以化成天下。”
这是典籍中最早同时谈到“文明”和“文化”的地方，用“刚柔交错”来释天文－－自然现象，与上文所述“错画”和“相杂”的说法近似而又有发展，近似处在于他们共同揭示了“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自然规律；发展处在于它补充了“刚柔”二字，使“交错”“相杂”的“文”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它刚柔互济，因而具有极强的韧性；它师法自然，因而具有丰沛的生命力；而由此而来的文明和文化，也因为它是先民从大化流行（真）中把握到的并在社会人伦（善）和文章艺事（美）中努力实践的，所以，它又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整合性概念－－不能本着功利需要任意割裂。
本段的语句重心还在后面，“文明以止”，意义相当于止于文明，彖词作者认为，所谓人文就是止于文明境界，如果与《大学》“止于至善”和孔子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二语相对读，就可以看出，在先民眼中文明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它与“至善”、“礼义”有同等的价值，它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而非工具，这就使得原典中“文明”一词的内涵与近代工具理性和庸俗社会学对它的理解区以别矣，借助原典中“文明”的精义，可以对那种把人当成工具的异化观念作一有力的反拨。前一分句中的“天文”仅仅是人们赖以获得灵感的媒介，“人文”才是关键词，因为只有文明才能挺立人和人类的高贵和尊严，才能将人与动物界相区分，才能将人和人群的先进与落后相区分。人际间没有也不应该有地位上的和价值判断上的高低贵贱之分，但就是有高下尊卑之分，因为文明程度的高下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抹煞的，许多靠武力征服对手的集团，曾经是多么不可一世，但常常反过来拜倒在被征服者的文明面前，满清入关后的表现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而“人文”一词中又是“人”最为重要，它告诉我们，人文创造是人类师法天地的推扩和落实，创造过程当始终自觉以人自身为主位，以人自身的美和善为起点，为源头，为归依，是人弘道，非道弘人，是转法轮，而不是被法轮所转，离开人这个中心，一切言说和行为都将变得莫名其妙、毫无意义！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又有以下两层内涵，一是天下之人能够被化。冥顽不化的人是有的，或者在你去化他之前，已有人、物化了他（们），养移体，居移气，不同的人被不同的家庭、集团、阶级、民族、国家、时代所化，被不同的是非观、义利观、价值观、风土习俗、生活方式所化，但因为如前文所述，化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积渐的过程，对于人类中的大多数而言，是可以化的，只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化的工作越是艰巨过程越是漫长，就越显得化的重要性。二是这“化”不是武化，不是靠暴力恫吓和镇压，也不是利用金钱收买和笼络，而是“文化”，是内化，是濡染熏陶，是心悦诚服。这里有一个前提，即承认人类个体本性善的实存性和人类整体向善的可能性，信任人类的大多数，认定他们是可以用文的而不是武的手段去影响、去塑造、去改变的，这个前提很要紧，文化建设者对所要化的对象首先需要一份信任、一份期待，古人要求在上在位者视民如子、视民如伤，即要关怀、要爱护，而所以能有这一份关怀爱护，前提是那对象是值得被爱的。所以尽管“君子”们所要去化的对象未必个个是花朵，但必须可教可化－－可以用文的手段去化。如果如法家所认为的那样，人性本来是恶的，百姓个个是暴民是歹徒，那么最好的办法就只能是集中营，是坦克和机关枪，专制和暴政无疑是天经地义的。果真如此，你还能指望人类会有美好的未来吗？
紧接着还有一个前提：在你（君子）用文去化所化的对象之前，他们是蒙的和不够文的，又因为前述化的过程的艰巨和漫长，可知他们被你化过之后，仍然有可能要犯错误。尽管你确实去化了，但并没有“化成”，或者只是化成了部分而不是化成了天下，并没有达到“文明以至”这人文的最高境界，这责任不在被化者而在化者。化而不成怎么办？有了这一个前提，你就应该承认人与人之间智性和力量的差异，并且反求诸己，“观乎人文”，继续去化并且努力“化成”。到这里，原儒“明德、新民”、“政者，正也”的德政学说已经呼之欲出，古书艳称的“囹圄为虚，天下措刑多少年矣”（其中虽然也内涵着可刑那些冥顽不化之人，但对人类的绝大多数总是信任的），也正是这种德政所追求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所以，可以认为，最为有效的文化是德政，最高形式的政治是文化，这也正是先秦那些思想大师们千虑一致殊途同归“务为治”的原因之一。同时，因为如前所述，“化”是一个永无穷尽的过程，所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活动也同样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渐进过程，如此，“文明”也就永远是高悬在人类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高标，引导着人类向着更美好的未来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