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解释这‘俗’字是指风俗，不是‘雅俗’的‘俗’。但我以为这名词太生硬，不通用，并且在意义和用途上，民间文艺已经扩大为通俗文艺，注重这形式来改造人民的思想，已经不是民俗学(folklore)所能范围的了。”[22]

 

许地山、阿英、冯沅君等其他学者

 

属于“俗文学派”的学者，还有：戴望舒、谢六逸、许地山、钱杏邨（阿英）、杨荫深、孙楷第、朱自清、冯沅君、王重民、钱南扬、陈志良、傅芸子、傅惜华、杜颖陶、徐嘉瑞、吴晓铃、关德栋、黄芝岗等人。他们有的是在20年代与郑振铎一起或协助他办刊物、著文和编书的朋友，多数是团结在40年代的“港字号”《俗文学》周刊、“沪字号”的《俗文学》周刊（以及《通俗文学》周刊）、“平字号”《俗文学》周刊周围并在这些周刊上发表俗文学—民间文学文章的学人，当然他们之所论，主要是以戏曲、俗曲、变文、宝卷等为主体的广义的俗文学，也有不少是狭义的民间文学（诸如故事、歌谣和谚语等）文章。[23] “俗文学派”的学者们，横跨于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两个研究领域之间，从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方式从事着俗文学—民间文学的发掘研究，不仅学者人数很多，而且个个都是卓有成绩的人物。作为一个流派，“俗文学派”的学者们，有着共同的学术理念，而作为个人，他们又各有其专攻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