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语言的发展，并且带来巨大的快乐。”19          泰戈尔、罗兰。巴特、利奥塔等人不约而同地强调的快乐，究竟该如何看待呢？
       阿恩海姆从心理学家的立场审视快感的产生，认为快感本身并不提供任何说明，“因为愉悦不是别的，只是有机生命物的某些需要得到了满足的信号。”20          我们顺着这一思路追问下去，自然有了根本性的问题：人作为有机生命物中最复杂精微的一种，如果文学活动对于他的生命--精神的生存生态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文学究竟能满足其那些高级的需要呢？
       初步的归纳可有如下五个方面，并分别与某种已有的文学理论构成对应：
       1  。符号（语言）游戏的需要（维特根斯坦、利奥塔等的语言游戏说、文学游戏说）
       2  。幻想补偿的需要（弗洛伊德的艺术白日梦说、霍兰德的防御置换说）
       3  。排解释放压抑和紧张的需要（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荣格的原形说）  
       4  。自我确证的需要（布鲁东等的超现实主义说、拉康的镜象阶段说）
       5  。自我陶醉的需要（柏拉图的迷狂说、巴赫金的狂欢化说）
       对于个人而言，这五个方面的需要当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不过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侧重。正是这些内在需要的确定为文学的治疗作用提供了精神生态上的依据，并且和倾诉、忏悔、幻游、狂想的冲动一起，激荡在每一个体的无意识与意识之间。五种内在需求的存在又可以为各种与之相应的文学观找到生理-          心理的基础，这有助于从文化整合高度去反思文学现象的所以然。  



三、作者和医生之间的转换与互动
       如果我们对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职业背景和健康状况作一个粗略的扫描，就不难看出：有相当一批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前后与医生的职业有关---  或生于医者家庭或自己做过大夫，象福楼拜、契柯夫、鲁迅；又有更多一批作家本人就是患者。惟其如此，疾病和疗救的主题成为仅次于爱与死的文学永恒主题。离开了医疗传统的背景知识，无论是《红楼梦》还是《狂人日记》都难以得到很好的理解。好在这两个方面都已累积了不少研究成果，如前一方面，有西吉里斯特的《文学艺术与医学》，恩格尔哈德的《近代医学与文学---观点和角度》；后一方面，有德国学者波兰特的《文学与疾病》和精神医师汉斯。普林兹翁的《精神病人的创作对心理学和病理学的贡献》、美国批评家特里林的《艺术家与精神病》等名作。这里仅举出文艺学和医学领域中几位当代著名人物的见解，探讨文学家和医生之间的身份转换和          跨行业对话，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富有启发的。
       与哲学和科学相对而言，文学艺术是想象和幻想的世界。西方传统医学历来被视为科学的一翼，所以在诊断和治疗中多按照科学的因果模式。近年来随着东西方医学的对话与结合，文学和想象在身心健康方面的作用得到充分重视。开创新医学理念的日本医生春山茂雄便是一例。他的《脑内革命》一书问世以来风行不衰，他所创建的田园都市厚生医院享有盛誉。春山茂雄认为，与打针吃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西医相对而言，冥想才是东方医学的中心思想。充分发挥冥想的作用，正是他所倡导的新医疗理念的基础。根据他的这种理念，针灸也好，气功也好，这些东方医疗的手段和冥想一样，都能促进大脑分泌一种叫做“脑内吗啡”的荷尔蒙，它通过情绪来改变身心状态，从而在体内形成一个任何药物都无法比拟的“制药厂”，行使人体的自然治愈力，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从这一角度看，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的治疗学意义，自然和冥想作用联系在一起。文学治疗的原理也可以从“脑内吗啡”说得到生理心理学的说明。
       什么是春山所说的“冥想”呢？下面的解释表明，他所理解的冥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修道术语，而是想象的同义词：
       一般人认为，坐禅、瑜伽那样的冥想才是真正的冥想，但是东方医学所说的冥想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更没有脑子“必须入静”那样的困难。
       脑子自由想象，自觉“心情舒服”，这也是冥想。例如，老年人想孙子，想自己最喜欢的人，也属于冥想。
       令人感动的事情、美丽的景色、兴趣爱好、音乐绘画等艺术、小溪的潺潺流水、婉转动听的鸟鸣、大海的涛声、风声…都可以使人心旷神怡。21
       从春山氏的冥想治疗原理着眼，许多文学作品的医学价值可以得到重新认识。如枚乘的《七发》应看作是通过开启冥想之门来引导患者分泌脑内吗啡，从而实现自然治愈的上古文学典型案例。而《高唐赋》则是宋玉以“梦会神女”的冥想来疏导楚王长期受压抑的情结，获得彻底的宣泄疗效的文学明证。
       《庄子》书中那些光怪陆离的超现实意象，如不知其几千里的鲲和大鹏。亦可看作打破人们惯常思维的旧习，激发自由想象空间的媒介物。道家神话及后世的仙界幻景对国人特有的心理疗治意义，也可由此而展开深入的探讨。
       以现代西方的心理医学为出发点的德国医生佩塞施基安倡导“积极心理治疗”的理念，同时也高度关注东方文学的幻想疗效。他在《积极家庭心理治疗》一书中明确写道：“我对东方故事的兴趣，同样也很重要。在特殊的心理治疗的领域中，我以这些故事作为源泉和帮助交往的手段。中东的格言及直接思想与西方新的心理治疗方法的结合，也是一个附加因素。”22          春山冒雄和佩塞施基安两位医生已经把传统精神分析学的催眠技术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化的文学辅助治疗了。来自当代医学变革的这些有益信息，对于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重新审视文学的所以然，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与医学方面对文学的重视相对应，文学艺术领域的学者也对医学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已故的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不仅写过《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文学》，将文学视为对抗理性异化、维护人性健全的必不可少手段23  ，而且还专门研究了文学治疗的可能性问题。他在《文学与治疗》一文中说：“我并不认为，人们必须在医生指导下阅读文学作品。我只想提醒大家，在当今这样一个疯狂的世界里，不应当忽视文学和艺术所具有的助人康复的巨大力量。可惜的是诗人往往意识不到他们自己在这方面的潜力。”24          其实，不光是文学写作和阅读，就连学术研究和写作也具有这种助人康复的潜力。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便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学术认识的治疗潜力，他认为自己在从事社会学研究和著述的过程里真正实现了“自我治疗”。25          不过象布迪厄这样的情况毕竟还不多见，其自疗的原理似可用精神医学中的“认知--  启悟”疗法来解释。
       关于文学的疗效是如何发生的，弗莱认为文学艺术能帮助人构成一种与现实生活相逆反的环境，这有助于传播幻觉感受，促使人们用主观经验去取代客观经验。他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除了来自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以外，还得之于个人的生活经验。以下便是他写出的一个例子：
       我记得母亲曾对我说，她生下我姐姐之后患了重病，并且诱发了精神失常。我外祖父是一位天主教牧师，他找来司哥特的25卷本的威福利（Waverley）系列小说，留给病中的母亲。她通览了这些小说之后，居然大病痊愈。这件事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母亲坚信司哥特的小说就是治愈她的灵丹妙药。当时我假设任何新奇的和引人入胜的内容都同样对病人有益。后来我自己也读了这些小说中的大部分，发现司哥特小说的情节足以构成一种对抗精神失常的力量，母亲的康复便与这种力量有关。于是，我对此就不再感到惊奇了。26
       正如《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用一系列的故事所建构的幻想世界陶冶了患有精神障碍、陷入杀人狂的境地而不能自拔的国王，彻底改变了他敌视一切女性的客观经验；司哥特的系列小说也使弗莱的母亲逐渐摆脱了心理危机。从这些类似的病例可以看出如下三方面的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