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间的关系,英文世界里用一个特别的名词来形容它,叫做glocal,就是说既是global(全球的),又是local(地方的),因此同时是全球又是地方的现象。”例如,一般的跨国公司固然是全球化的,但成功的跨国公司却能够以全球化的理念,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地域里面,真正的生根,其成功的诀窍就在于全球公司的地方化(the localization of global company),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跨国公司便不可能在这一地区求得生存和发展。 既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扩张也不能取消民族文化的差异与特性,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担心文化的趋同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这个具有如此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呢?一种合乎逻辑的结论应该就是我们一再声明的: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的进程,并不会必然导致民族文化特性的丧失,它甚至还有可能提供确立文化身份的外部条件。

    与全球化会带来文化趋同的担心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另外一种担心,这就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表述的所谓“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的想法是,文化认同是由共同的宗教信仰、历史经验、语言、民族血统、地理、经济环境等因素共同形成,其特性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不容易改变。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全球文明不仅没有发生趋同,反而日益分裂为相互冲突的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他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应该注意儒家和回教汇流所带来的挑战。

    1998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是亨廷顿教授在1993年《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的《文明的冲突?》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丰富而写成的,英文原版则是1996年年底面世。自1993年《文明的冲突?》发表之后,他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喋喋不休地反复阐述他的观点学说,仅我所知道的就有《如果不是文明,那有是什么?——冷战后世界的范式》(1993年《外交》11/12月号)、《西方文明只此一家,并非普遍适用》(1996年《外交》11/12号)、《孤独的超级大国》(1999年《外交》3/4月号)。他的理论观点引起广泛的关注。赞誉者有之,质疑者、反对者亦有之。赞誉者称他为理解21世纪“全球政治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基辛格),“将使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变革”(布热津斯基);质疑者反对者认为他的观点“包含十字军东征思维” ,表达了一种“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心理 。

    亨廷顿理论的第一读者当然首先是西方人,尽管他的理论是试图为全球国际政治寻找一个新的模式,但他的学说无疑是为西方政治运作提供智慧与策略。他本人的身份决定了这一点,他不是为第三世界着想,虽然他长期从事第三世界问题的研究,他属于美国右派知识分子。即使像赛伊德这样的美国左派知识分子,他也不可能真正为“东方主义”寻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可能就会以更平和的心态来对待亨廷顿学说。

    不少论者指出,亨廷顿学说的一大盲点,是把历史上的许多冲突说成是人类文化差异所导致,而忽视了更重要的因素:物质利益和发展空间(即便被认为出于“宗教”原因的十字军东征也如此)。亨廷顿也没看到,不同文明的表层尽管形式各异,但人类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大家同向心灵探索,将有机会进入大同,不一定要冲突。这自然也是不错的。我对这种理想主义的表态也是历来充满敬意。有一点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我们都希望人类社会能够避免战争,不同的文化之间能够和平相处。问题在于,鉴于目前的国际形势,例如中东巴以冲突、克什米尔问题、车臣问题,还有“9·11”事件所引发的暴力冲突,都一再告诫世人,世界和平的完全实现只能一再推迟。

    我不是亨廷顿理论的拥护者,尤其是他的关于对中国文明的崛起所存有的戒备心里更让我愤愤不平。不过我情愿把他的理论看成纯知识文本来阅读,而先不管他的真实意图。从这一角度出发,我觉得亨廷顿的学说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首先,亨廷顿的世界模式尽管有许多问题,但他的八大文明形态的划分较之我们一直沿用的“中西”二元模式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本人曾在《东方文化研究的误区与盲点》一文中,对中西二元模式提出过质疑。这种绝对论模式曾长期制约着我们的思维。在我们的文化、文学、美学研究中,我们随时都可能遇到。例如讲中国思维是综合的,西方人的思维是分析的,例如讲中国文学是表现的,西方文学则是再现的,等等。这种看问题的角度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八种文明的划分仍然有许多可疑之处,“为什么日本可以算做一个独立的文明,而朝鲜就不算呢?把‘非洲文明’定义为包括南非在内的次撒哈拉正确吗?” 从根本上讲,它仍属于绝对论的,不过也许我们应该不要过分注重这种机械的划分,对于我们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以世界多元化模式取代中西二元模式的问题。

 



    其次,不管他是情愿还是不情愿,他都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西方中心主义的确在没落,将西方的价值标准硬性地推为世界普世文明,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他甚至断言,西方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的西方认同,以及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成是独特的而非是普世的,并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在《孤独的超级大国》一文中,他将这一意图表达得更加清楚。他批评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到处标榜美国经济的成功可为世界效仿,而全然不顾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下降。在这篇文章中,他也再次阐述世界单极化发展的不可能性。他认为,冷战时期全球的权力结构基本上是两极的(bipolar),而目前正在形成的权力结构则截然不同。现在世界上只有唯一一个超级大国,那就是美国,但这绝不意味着世界是单极的(unipolar),它是一种奇特的混合体系,即一个超级大国与若干大国并存的单极+多极体系(uni-multipolar)。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既需要超级大国采取行动,也需要与某些大国联合采取行动。他指出:“由于美国在行动上把世界当作单极世界,美国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孤立。” 这说明,全球化的趋势并不会必然导致世界政治的单极化发展。我们可以预见,目前这种单极+多极的世界体系还只是一种过渡现象,随着各国综合实力的增强,未来的21世纪必然是一个多极化(multipolar)发展的世纪。当然,这样一个多极化的政治格局,是站在美国利益立场上的亨廷顿所不愿意看到的。对于亨廷顿有关多极化导致文明冲突的观点,我们也是不能接受的。但无论如何,亨廷顿看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不会导致文化的趋同,而美国对单极世界的追求,必然使美国处于孤立的境地,这都是有远见卓识的。他的陋见只在于他忘记了文化的差异并不会成为冲突的根本原因。

    关于全球化会不会真的导致文化的趋同,我是持乐观态度的。至少目前人们所担心的情况还没有出现,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将来全球化真的到来的那一天也不会出现全球只有一种文化的情况。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是一对矛盾共同体,二者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的通讯交通工具、新的娱乐方式、国际互联网等,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它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生活条件的同时,又极有可能使人的感性体验方式发生变异,并引发认同危机。虽然人们可以通过打电话、看电视、在电脑互联网上建立与他人更广泛的联系,但毫无疑问,靠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联系明显带有虚假性,人们得到的是一大堆言语的、听觉的、视觉的现实幻影,失去的则是作为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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