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小说中，外部历史时间的交代只是为小说制造某中氛围而添加的标签而已，例如《刺青时代》中1970年代，《罂粟之家》中的1930年代，这些外部时间坐标对小说本身的旨趣、意味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苏童关心的是“人”在少年、青年、老年三个段落中的内部时间，只有这内部时间才会影响苏童对人物命运的观察与描摹，所以，我们会看到，尽管《刺青时代》、《罂粟之家》之间在外部历史时间上相差半个时间，但是因为其内部生命时间都以“少年”为坐标，这两个故事在结构上几乎是一样的。这种对外部历史时间的忽视，并没有损害苏童的小说，相反使苏童摆脱了启蒙主义文学语式对线性历史时间的依赖，对简单的因果故事的依赖，它使苏童越过社会学表层深入到人类学深层，对人性做更为细致和审慎的观察。这种观察是卓有成效的，其原因，之一，正如我们上文已述的，是因为苏童找到了那个对于人类来说更为隐秘的生命时间坐标，其原因之二，是因为苏童对“四季”时间的注重和挖掘。
苏童注重给小说以季节定位，《肉联厂的春天》顾名思义写的是春天（这个春天是如此寒冷，以至于金桥就冻死在这个春天），《我的棉花，我的家园》写的是夏天（这个夏天布满了水灾和旱灾，书来四处逃难），《三盏灯》写的是冬天（这个冬天雪花纷飞，战争和季节相互烘托），《樱桃》写的是秋天，“秋天一天凉于一天，枫林路一带的蝉鸣沉寂下去，枫树的角形叶子已经红透了，而梧桐开始落叶，落叶覆盖在潮湿的地面上，被风卷起或者紧贴地面静静地腐烂，从高处俯瞰枫林路的秋景，这条街道竟点缀着层层叠叠的红黄暖色，过路人极易忽略高墙里侧医院的存在，也极易忘记从你身边掠过的是一个疾病和死亡的王国。”苏童小说中，季节变化是最为重要的标志，它远远地超过了外部历史时间的变化对人事的影响，为什么呢？季节的更替在苏童那里具有某中神秘的与生命状态相对应的意味，季节变迁，大自然胎息转寰，对应着人事的变迁折转，这不仅因为季节的气候性力量，也因为人事轮回与季节轮回的天然对应，在上述四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季节不仅是时间的坐标，其本身也是人事沧桑变幻的主角。这种对应在《妻妾成群》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妻妾成群》从初夏颂莲进入陈家大院开始，经过秋天，到冬天，暗示了颂莲由盛而衰，直到气运竭尽，进而发疯的命运，时光的夏、秋、冬三季不仅仅与颂莲的盛、衰、竭命运对应，还与陈家大院中的三位姨太太卓云、梅珊、颂莲对应，卓云的长盛不衰，梅珊的秋尽而亡，颂莲的竭尽发疯，和三个季节有着隐含的对应关系。而季节轮换，周而复始，人事也是如此，梅珊死后，颂莲发疯，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陈家大院，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来年的春天，陈家又迎来了第五位太太文竹――一个新的颂莲。
苏童以天才的悟性，打破了20世纪主宰中国文坛的启蒙主义文学语式关于时间的叙述图式，他对时间的非线性认识，对事物轮换、人事反复的体验，使他更能深入中国人的性与命的深处，挖掘那具有民族史志色彩的人性蕴含。20世纪中国文学语式，启蒙主义是占主流的，甚至可以极端一点儿说，启蒙语式是20世纪中国文学唯一的成功语式，也因此，启蒙文学在中国，其地位一直是被高估的，其欠缺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中，苏童能脱胎而出，实是非常不易。
二、
上文已述，启蒙主义书写在骨子里大多有一个线性时间观念（历史进化论）作根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此一观念导致启蒙主义文学总是过度关心人物身上的社会历史内涵，并且将人物几乎所有内涵都看成了由社会历史发展决定的。启蒙主义者在处理人物命运方面大多持历史决定论。他们渴望的是在具体人物身上看到伟大历史的必然力量，因此，我们会看到，启蒙主义者构筑的人物，其命运都是时代生活的折射，历史逻辑的反映。这些人物身上，展示的往往是社会历史的内涵，而不是人物本身的本性内涵。在祥林嫂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社会的压迫，社会把她变得丑陋，令其死亡，而她本身人性的力量，善的力量也好，恶的力量也好，几乎是不起作用的，起作用的是她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启蒙主义者借此，解释的是人物命运的社会原因。并且认定只要消灭了祥林嫂性格赖以形成的封建制度及其文化，祥林嫂就会变成社会“新人”。
然而，苏童对这种社会决定论却是不同意的，苏童决不愿意为笔下人物的命运寻找一个明确的社会原因，比之于对人物的社会决定论解释，他更愿意把人放在原始的生命力的方面，让人接受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宿命的安排。启蒙主义者坚信历史可以被人的主动行为改写，社会革命可以带来人的命运的巨大变迁，社会在进步，人类在进化，这是启蒙主义者的历史信条，但是，苏童呢？他只关注“史前史”，那个时间凝滞、本性主宰的时代，那个淫靡虚浮的史前天堂、阴柔颓败的原始国度，“猥亵潮湿，散发着淡淡的鸦片幽香的过去时代”。由此，旅美华裔文学史家、评论家王德威先生说，他架构了“一种民族志学”，是很有见地的。
但是，王德威先生的“民族志学”之说是针对苏童小说的“地缘神景”来说的，而我则更愿意在人类学的角度阐明：苏童构建了一幅生动的汉民族人性史志。中国文学历来都是处于以北压南的格局之中的，现代文学诞生之后，国语被定位为北方语词为基础、以北京发音为基准，更是把现代文学书写的重心移植于北方了。而现代文学大师，大多出生于南方，如鲁迅、茅盾、张爱玲者莫不如此，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现代中国文学不断北方化的书写路线，文学在精神上、气质上不断的北方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个症结所在，它渐渐地放弃了《离骚》的传统，南方词曲的传统。尤其是西方启蒙文学语式的移入，更是把“理性”作为新文学的中心引入了中国文学，中国古代南方文学那种倦怠阴柔、幽暗绵密的感性景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无从体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苏童恢复了文学语言的南方传统。
但这还不是苏童工作的全部，苏童还关心民族性格的始源状况。民族性格的始源，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个体生命的历程和民族生命的历程往往是对应的，如果汤因比所言不虚，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苏童的工作完全是成功的，他一系列以少年为视角的小说，充分展示了一个个具体个人的史前史（理性尚未充分发展、人格尚未完全定型时的性格历史），也借此充分展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格史前史，这种人格史前史作为积淀，沉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当代性格中，它只是悄悄地起着作用，大多数时候并不为我们自身所知，也因此，有的时候，我们会对此感到恐惧，感到苏童揭示了太多的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特别是揭示了我们的天性中凶暴、仇恨、恐惧等部分。常常我们会以为那个部分已经被文明驯化，在我们的血肉中已经消失了。然而，苏童，他以民族史志的方式，让这些又活转了过来，他揭示了我们这个号称善良、勤劳、诚实的民族内心深处对死亡的热衷，对饥饿的恐惧，对同类的凶残。也正因为这些部分的存在，文革才会在中华大地上唱响它塞壬般的歌声，市场经济崛起之后才会有那么多令人咋舌的现象发生。苏童，他调转了我们高昂的头颅，让我们看到自身内部。它打开了民族记忆的盒子，在民族性格的深层挖出了一道犁沟。
而这一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主义书写并没有做到。他们坚信人的一切都是社会使然的，中国人的一切劣根性都是封建制度和文化造成的，只要推翻了封建制度，革新了封建文化，中国人就都会变成新人。在这一点上，苏童明显地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