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永远比道德礼法丰富复杂得多。在实际生活中通行的则是一种变通的公私观及评判标准--一种将私人利益融于集体利益之中，公私杂糅，公私兼顾，亦公亦私的共有实践理性。中国自古提倡寡欲而非禁欲，孟子早就承认"食色性也"，但在这样一个生存环境中--即使为满足个人正常的生存需求，也必需先通过谋取群体利益后方能获得，于是，便逐渐形成了一种先公后私或假公济私的"曲线谋私"人生哲学。人们通常以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圈子作为评判公与私的尺度。对任何一个圈子中人来说，圈子中人的共同利益就"公"，违背了这一共同利益的思想和行为就是"私"。但因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圈子中，圈子又有大有小，而且还要发生变化。所以，公与私就具有了需时时把握与权衡的相对性。

    以皇帝为例，他本应以天下为家，但因他同时又兼任着皇族父家长的职责，所以，对他个人而言，"父子之爱本是公"［9］，君臣之爱亦是公，爱民若子更是公。但这"三公"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即"共")有大小之别，公的性质或程度也有高低之分；小圈之共(也就是"小公")与个人私利联系密切，自然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但相对于君臣之爱，父子之爱即为私，如过分纵私爱，臣属便会离心离德，使他成为闭目塞听的孤家寡人；相对君民之爱，君臣之爱又为私，故不能纵宠臣以侵民利，否则"载舟之水亦能覆舟"。于是，便迫使他不得不像走钢丝般地，时时事事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努力做到公、平、正。然而难办的是，他毕竟也是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这样那样的私心、弱点和短处的人，加之世事多变、千头万绪，人心难测、千奇百怪，平心而论，将天大的一副担子加在他一人的肩上，要他言必信，行必果，可能吗？更何况，除了少数从底层一路奋斗上去的开国皇帝，他们大多都是从小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或昏聩无能的傀儡，实权常常掌握在皇族、外戚、宦官、首辅等政治集团的手中，他充其量不过是个在政治集团之间、政治集团与子民百姓之间、以及其他各种对立势力之间，权衡利弊、调和矛盾、避免冲突的中间人罢了。

    同样，那些依靠家族、宗族、乡族全力扶助和同年、同乡、同僚尽力提携而步入宦海的官吏们，"一人得道"之后，不但要"鸡犬升天"地报答血缘亲族之恩，更要煞费苦心地经营和扩展他们的官场势力网，否则便会前功尽弃。所以，在他们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表象背后，也依然是个勉为其难、兢兢业业地走钢丝的杂技演员。

    等而下之的其他各级父家长，也大抵如此。

    正是在这种生存状态和约定俗成的生存规则下，讲求实际的孔夫子才提倡中庸，并将中庸视为"至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8］所谓"中庸"就是：既不是大公无私，也不是自私自利，更不是绝对的均平与平等,而是一个在相对封闭而又资源有限的生存环境中，不得不遵循的均衡之术--一种为顾全大局而不得不把握"度"的艺术，一种为长久生存而不得不保持的动态平衡。水至清则无鱼，水过浊亦无鱼。说到底，人生在世，一名一利耳。无论是为名垂青史而严于律已的清政廉洁，还是为此生奢靡而放纵自己的贪污腐化，只要出于一己之私，都必将对群体的整体利益与长久生存无益。而绝对的平均--利益均分或各打五十大板，两边谁也不得罪，则叫作"乡愿"，同样都不是中庸之道。对于一个担着血缘与拟血缘群体两大担子走钢丝的父家长来说，他必须真正本着为双重群体利益着想的"公"、"平"、"正"之心，随时随地地从大局出发，做通盘的考察与权衡，并能真正做到"补不足而损有余"，方能保持大体上的动态均衡。所以"治大国"才"如烹小鲜"，需时时处处小心谨慎，以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像这样"公私兼顾"，才是"至德"之人。

    然而，鉴于自古忠孝难两全、公私难兼顾，孔子早就感叹这种至德"民鲜久矣!"其实，皇帝与官吏更"鲜久矣"，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真正做到中庸治家治国的，有几人？

    但中庸之道乃是中国特有的共有观的哲学核心，则是肯定的。


参考文献：

    ［1］陈奕麟：《重新思考Lineage Theory与中国社会》。台湾《汉学研究》，民国73年，第2巻，第2期。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3］徐建辉：《全新世暖期与黄河中游的史前文明》。《科学时报》，1997-7-16～17。
    ［4］参阅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大学》。
    ［7］(宋)李邦献：《省心杂言》。
    ［8］《论语·》
    ［9］(宋)程颐：《河南程子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