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所有动物的基本特征。为了延续生命，躲避危险，动物都要活动。这些活动就是他们的实践。

    理性，则是人类的基本特征。凭着智慧，在生存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类人猿，一开始思考发展问题，便对世界有了不同于动物的认识，便有了理性，开始成为人。从此，人类的实践，便与动物的活动有了本质的不同。动物的活动基于本能，而人的实践服从理性。人类在理性指引下认识世界，建设生活。

    人的实践是理性指导下的实践，人的理性是随着实践变化而发展的理性。理性和实践对人类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然而理性的决定作用，与日俱增，意义似乎要更大一些。

    动物都有实践活动，只有类人猿有智慧，学会了思想，有了理性。在理性的指引下，类人猿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多的自由，更大的发展，才从猿中分化出来，进化成类猿人，原人，现代人。理性是人类进化的唯一推动力量，也是人类进化的标志。没有理性，人类社会就象失去舵的船，迷失发展的方向。没有理性，人类社会就象失去了推进器的船，没有发展的动力。忙碌的动物界一直在忙碌，就是旁证。

    所以，一切想固守既得利益，扼杀社会发展前进的力量，都在扼杀人类理性上做文章。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黑暗统治，都是向人类理性开刀，把人类推入愚昧麻木，丧失理性的境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征服世界，残害人类的罪行，也是从摧毁人的理性，把人变成杀人机器开始的。

    而一切进步力量要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也是从唤醒人类理性开始的。欧洲人文艺复兴以来，启蒙运动在理性法庭上埋葬了黑暗的中世纪，就是一个最辉煌的成功范例。而第二次大战打垮法西斯轴心国的力量，也是人类要求和平，正义，繁荣，发展的理性。

    理性做为进步人类判断是非的标准，已经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将证明，理性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任何忽视理性的看法做法都是要不得的。

    当然，理性虽高，也离不开实践，就象马达没有油，便不能发动一样。没有实践，理性便没有那么多可供思考的问题。没有实践，理性便不能焕发出力量。没有实践，理性就会象离开了水的鱼，很快便会失去生命。没有实践，理性就会象藏在云峰中的雷电，永远也发不出光和声。强调理性而忽视实践也是根本不对的。

    然而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重视实践而忽视理性的倾向，则历来都更严重些。

    中国农民苦了二千年，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把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一颗汗珠掉地下摔八瓣，生产实践不可谓不多。朝廷换了一茬又一茬，犹如走马灯，“你方唱罢我登场”，正史就有二十五部之多；战争更是频繁，史不绝书，火不停燃，神州处处是战场，政治实践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酷。然而，中国历史发展了么？没有！裹足不前，二千多年。后来者居上了，弱小者强大了，只有中国停顿不前，强而转弱，先而落后。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中国人的理性被扼杀了，没有发展。缺乏理性的指引，实践只能在原地周而复始的一遍遍重演，开不出新花，结不了新果。更令人扼腕的是，中国人理性的觉醒要靠别人唤起：一起于欧洲人的理性发明出来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二起于欧洲人的理性创造出来的民主科学的教育。历史传统对理性的禁锢太沉重了，中国人理性的觉醒不仅太迟，而且很慢。德国后来者居上，用了一个世纪就超过了英国。日本崛起，用了一个世纪就超英赶美，经济实力雄踞世界第二。而我们用了整整一个世纪才站起身来，又用了半个世纪，才施展开手脚。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可资炫耀的仍是数量，仍是发展中的老大，人均产值仍很低，质量仍很差。理性多高，发展多高，中国的成功，其实仍是理性失败的范例。

    实践和理性相比，实践处于从属地位，我们的先人早有见于此。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赏，“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结果引起功臣们的不满，“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的回答很有见地，“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蹤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蹤指示，功人也。’”（《史记.萧相国世家》）这一篇堂皇的人狗论，正可比拟理性与实践，理性“发蹤指示，功人也”。实践“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当然，理性与实践的关系要比打猎复杂得多，这种比拟，不见得恰当，但主从的关系，还是有些仿佛的。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先生主张“知难行易”，其实也是在强调理性的重要，为革命须唤起民众做铺垫。毛泽东头脑清醒时爱以教师自居。其实他的最大功绩也正在于教育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识中国和世界，改造中国和世界。自古以来的贤达们，洞识国情，深知时弊，抢夺政权时无不求助于理性，夺到政权后无不扼杀理性，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理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实践尚在其次。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从事实践的人，尤其是在实践中取胜的人，都能接受这个观点，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了一切。对于“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这个观点，能接受的人就不多。因为事物的合理性是一个过程，是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展开实现的。不运用理性，单凭实践经验，便很难认识事物的合理性。而已经在实践中取胜的人，对已经表现出来导致自己取胜的合理性，认识得很清楚，对潜在的合理性，对会否定自己的合理性的合理性，不是不愿意看到，就是看到了也不愿意承认。所以，认识合理性，不能单靠实践，还要靠理性。只有理性，才能使人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通过过程看到规律。实践倒往往容易陷在现象中不能自拔，因而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忙于过程的进行，而看不到规律。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它也好，不承认它也好，它都要发挥作用。“凡是合理的”，也都要变成“存在的”。大凡以辉煌的胜利开篇，以凄惨的失败结尾的故事，内容都是这样，陶醉于实践成功的胜利者，忘了发挥理性的威力，忽视了潜在的合理性，最终被将来的合理性埋葬了现在的合理性。

    十月革命成功，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统治的国家诞生，这无疑是个伟大的胜利。“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得到了光辉的证明。列宁的公式“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电气化”，就是从这个合理性推出来的。而事实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反纳粹卫国战争的重大胜利，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掀起新高潮，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确实也都在雄辩的证明着这种革命的合理性。

    然而，事物还有另一面。苏维埃政权是完美无缺的政权，社会主义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制度吗？列宁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他在去世前，已经发现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着手进行必要的改革开放，但他象每一个母亲一样，不容别人否定自己的孩子。当身陷囹圄的德国共产党领袖，卓越的罗莎.卢森堡根据事物的逻辑，发现了苏维埃政权的弊病和危险，在信函中及时而尖锐的进行提示和警告时，列宁却接受不了，革命中的俄罗斯接受不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也接受不了。同声讨伐，一片责骂。



   问题是，罗莎.卢森堡的看法是深刻的，是正确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领导苏维埃的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的是领袖，那就是一切权力归领袖。这种事物的逻辑是明显的，不必实践，只用理性就可看到。正象当年爱因斯坦质疑苏联一样，计划经济虽然好，但谁来监督计划者。当然，如果领袖个人素质高，作风民主，尊重别人，问题还不严重。象在德军长驱直入面前，列宁主张议和，托洛茨基主张不战不和，列宁的提议得不到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