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成为灾难制造者。当年马寅初看到了由清季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潜在危险，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如果当道采纳，计划生育，今天中国人口不会超过六亿，炎黄子孙，福多多矣！惜乎当政者不仅不采，还对老先生滥加批判。结果批了一个人，多生几亿人。人口，成了中国沉重的包袱，还将长期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样，实践是检验出了新人口论是真理，也造成了人口不堪重负的灾难，真不如由理性来检验真理稳妥。



   同样的情况，还有彭德怀。五八年大跃进造成的危害到五九年已经十分严重。然而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私下写了封信谈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意图挽救。虽为时已晚，亦不无小补。殊不料触犯逆鳞，竟被毛泽东借题发挥，打成反党集团，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成军事俱乐部，罢官丢职，隔离审查，还在全党全国株连了几十万人。当这位上过井冈山，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打过美帝的元帅`政治局委员被一大拨高干批斗，被一位肩扛四星的大将冲上前搧一巴掌的时候，全党噤若寒蝉，全国鸦雀无声，真理似乎在独裁者手里。大跃进的疯狂，亦更火上浇油。然而不到半年，饿莩遍野，全民菜色。实践证明彭老总对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接见彭德怀，也不得不改口，“也许真理在你那边”。然而又有何用？能让饿死的怨魂复活么？能让浪费的财富回归么？有目共睹的危险不承认，非得让死人的噩耗来报丧，这是让实践来检验真理，还是让实践来检验（制造）灾难？能由理性检验的，千万再不要劳驾实践出马了。

    同样的情况，是核子战争。核战没有赢家，核大战会毁灭人类，只能由人的理性来检验，决不能让实践来证明。所谓极而言之，死一半人的豪言壮语，不过是英雄欺人。严重的核辐射，长期的核冬天，即使当时有躲过冲击波`核高温的人，也难以生存下去。事实上，人类已普遍接受了这个观点，除了极少数的激进分子，战争狂人外，人们都在反对核武器，反对核试验。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排除理性，坚持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就会把人类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坚持实践，坚持真理，坚持由理性来弥补实践明显的局限性，我们的事业才能办得更好些，发展才能更快些。比如，我们现在最爱说“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当然不错，而问题是如果水太深了，一时探不到底，摸不着石头，那该怎么办？比如过了河，要漂洋过海，总不能还去摸脚下的石头吧？漂洋过海，不用摸石头，但要靠罗盘定方向，靠卫星定位仪来定位置。社会大的转型期，由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过渡，犹如横跨海洋，就要靠人类高度发达的理性。诸如十八世纪末欧洲各位贤哲在北美做的伟大实验，取得极大的成功。前提便是制定宪法，为美国以后的发展确立方向，制定原则和制度的基础。虽然历史发展有些会逸出这些由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和社会科学理论哺育的先贤圣哲们思考的范围，后人还可以提出新的补充法案来丰富宪法，但宪法总的精神，根本原则不错，有力的指引着美国这艘空前的巨轮在历史的海洋中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只经过短短的一百五十年，新开发的边远蛮荒之地，就成了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世界前进的火车头。美国的胜利，就是美国宪法的胜利，就是人类理性的胜利。相比之下，惯于在黄土高坡上手工种田，手工织布的中国人，扔不掉手工操作的老传统，在全球一体化，信息时代来临的时候，仍然坚持事事摸着石头过河，缺乏高瞻远瞩，缺乏明确的航标，航向，只相信经验，不相信理性，成绩就有限的多。改革开放至今，浅表性的问题，能解决的已解决了不少，而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新制度建设，便举步维艰。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把摸着石头过河绝对化，重视实践而轻视理性的结果。

    中国人忽视理性，也是传统。远因先不说，近因则在于，领袖的话作为标准衡量一切，以至于达到两个“凡是”的程度，把中国大陆推入空前的浩劫，大陆人民备受磨难。因而人们害怕领袖的话，以为话就是理性，进而害怕理性，只想以实践来补偏救弊。殊不知把领袖奉若神明，把领袖的话当作最高指示，是迷信，而不是理性。领袖以太阳自居，以救世主自居，是疯狂，已失去了理性。所谓理性，即人独立自主认识世界的能力。有理性即认识到人人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让人人都去主动自由地认识世界，建设世界。那种唯我独尊，莫予违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者，是狂妄，是无知，是丧失理性的表现。那种惟命是从，甘做犬马，攀龙附凤，逆来顺受的臣民，是愚昧，是迷信，也是丧失了理性的表现。所以，中国历史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不是理性造成的灾难，而是扼杀理性，丧失理性的结果。因为领袖人物丧失理性，思想错误，造成浩劫，便矫枉过正，因噎废食，排斥理性是很不该的。

    由于在欧洲，启蒙时代理性的对立面是宗教，国人往往仿此来解读中国现象。认为中国没有西方那种成为国教的宗教，没有能跟世俗权力抗衡的教廷，就认为中国人的理性未受戕害，甚至希冀由中国的理性传统来拯救世界。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理性的本质是人自己主动自主地认识世界，迷信的本质是人按神或别人的教诲去接受世界，至于形式是宗教还是政党，靠圣经还是靠文件，倒在其次。而在古代的中国虽没有势可敌国的宗教统治，虽没有管到生`老`病`死`吃饭`结婚的宗教仪式，但中国主宰思想的是大成至圣，无所不知的先师圣人，统治一切的是大权独握`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全体国民的思想都局限在“伦常治道的人生智”中，生活束缚在大一统国家的规定中，虽说是入世而非出世，但“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进学中举，“割股疗疾”，女人缠足，男人留辫的训练，哪一样不比希伯来人的上帝更残暴，更野蛮？西方来世的惩罚，正是中国现世的眼前报应。中国人并没有一丝一毫自主认识世界的权力，并没有一丝一毫主动建设生活的自由，受到的限制和压抑比宗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古代的欧洲和古代的中国都没有理性地位。差别是，中国人的理性是在入世蛊惑下被上天的儿子皇帝扼杀的，失去理性的中国人不能跟皇帝讲理，理性便永无出头之日，社会也永远停滞不前。而欧洲人的理性是被高踞彼岸的上帝扼杀的，上帝高踞彼岸开不了口，便为此岸的人寻绎向彼岸过渡的方法留下余地，寻绎的自由使理性得到张扬，社会便取得长足进步。直到现在，对中国理性的误解，仍大行其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抱着中国特色不放，就是一例。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在中国，理性被扼杀的严重程度，维护理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个不亚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历史工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重新认识理性和实践的关系，重新认识理性的意义，恢复理性的尊严，应该是我们复兴中华文明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