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采取压制的手段强行通过，而是宣布辞职。在失去正确领导的危险下，大家才通过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决定。列宁是利用他的崇高威望，而不是手中巨大的权力挽救了新生的俄国。权力绝对是个邪恶的东西，他会给人力量，给人利益。有力量，能办事，当然很好，但当这个力量大到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时，权力就会是罪恶。当这个利益大到国家，民族，人类都得服从时，权力就会是灾难。如果领袖素质不高，不讲民主自由，不知尊重别人，情况就会迥然不同。果不其然，继任者斯大林上台，便大开杀戒，不要说阶级敌人，连政治局里那些跟自己意见不合的列宁的老战友们，都被杀逐殆尽。肃反扩大化更秧及无数各级干部和平民百姓，强行集体化工业化更重创农业和农民，本来萌芽状态的苏维埃痼疾，恶性膨胀，积重难返。终于在原子弹爆炸，人造卫星上天后，停滞不前，民怨沸腾的苏联帝国，年大七十三，寿终正寝，平安解体，一分为十五。罗莎.卢森堡的发现半个世纪后得到证实。写《访苏归来》的纪德的发现，写《莫斯科日记》的罗曼.罗兰的发现，写《不合时宜的思想》的高尔基的发现，也都得到了证实。他们是先知吗？不是。他们的发现来自于他们悉心维护的理性，他们深信，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合理的要纠正不合理的，合理存在要取代不合理的存在。如果当年列宁`斯大林能够听取罗莎.卢森堡、高尔基的意见，把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建设搞的高于英美的民主制度；如果斯大林能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联合执政或由他们轮流执政；如果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仅是胜利夺权的演习，而是成功增进人类幸福的另一场伟大的实验，那该多好啊！苏联的历史就会比美国的历史更辉煌，更漫长。可惜囿于实践成功的列宁斯大林，没有接受理性的召唤，缺乏庄严的历史感，不能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一直走在极权专制的老路上，埋下苏联未老先衰，分崩离析的祸根。缺乏理性指导的实践，危险大矣！理性对人类的决定意义，大矣！

    实践的服从地位，不仅是由实践受理性指引决定的，而且还是由实践要由理性来评价决定的。五八年毛泽东回故乡转了一圈，兴奋得挥毫赋诗，“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而彭德怀同时也回故乡转了一圈，看到得却是另一番景象，不得不“我为百姓鼓与呼”。他们都是湖南人，都是中共的领袖人物，又是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回到故乡，看法竟然这么不同。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思想不同，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毛泽东象斯大林晚年那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丧失了理性，把理想当成了现实。这就证明，理性决定实践，不仅决定实践要怎么做，而且决定对实践应怎么看。哪怕你是一个如何伟大神圣的人物，如何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功业彪炳，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如果失去理性，便会出错，一错再错，一错到底。俗云人的正确思想从实践中来，即或说的是真理，也只是一小半真理，没有理性，从实践中也得不到真理。实践犹如历史，人称历史是女郎，任人打扮；实践也是女郎，也任人打扮。而决定人如何去打扮的，是人的理性。所以，鲁迅会说，“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反对理性，坚持实践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抢到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或曰，以成败论英雄。一切看实践的效果，谁胳膊粗拳头大，谁阴险狡猾，收拾了敌人，坐上金銮殿，谁就超凡入圣，英明伟大。谁运气不济，功败垂成，谁就成千古罪人，遗臭万年。究竟他们对民族发展，国家发达有何意义，功过是非，既然实践中已定输赢，便无人细评。其实，对历代统治者来说，夺到天下，不过是夺到一份硕大无比的家产。从夏启家天下开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和人民都是统治者的私产。从秦始皇起有了皇帝，但传统不变，“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差别只在不再相信天命鬼神，不用占卜，竟直宣布，“朕为始皇，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在空间上要囊括一切，而且要在时间上霸占到永远。可说是对古代家天下理论`理想的发展与完成。可惜，好梦难圆，秦始皇尸骨未寒，起义军的星星之火便已开始燎原，很快秦帝国被付之一炬。二世而亡，贻笑天下。代秦而起的刘邦是个草包，后来当了汉高祖，说话没有前辈那样讲究，庆功宴上，赤裸裸地当着群臣的面向他父亲无耻地炫耀，“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高祖本纪》）沾沾自喜的暴发户神态，令人作呕。后世的帝王没有刘邦的气度，不敢自报家门，把自己的隐私和盘托出。后世的史家没有太史公的胆识，不敢秉笔直书，把统治者的嘴脸声闻必肖地勾画出来。所以，我们后来再没有看到象汉高祖这样坦率直白地表演，但统治者的内心和手段则是几千年一贯制，“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所以唐甄骂道：“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所以黄宗羲骂道：“今世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在人民没有觉悟，民主共和制度发明之前，理性不张，所谓成王败寇，完全是自封的，其实成功者才是最大的贼寇。独立特行之人反其道而行之，不以成败论英雄，殊不知，因为囿于成见，理性不立，推崇失败的英雄，所论仍难出成王败寇的窠臼，不见张献忠杀人如麻，西楚霸王火烧阿房宫乎？

    反对理性，以实践为标准的现代活标本是腐败。纵然有共产党中央，共和国政府，三令五申，反对腐败；纵然有中央纪委，监察委员会，监察部，反贪局，重拳出击，打击腐败。腐败分子一如那个在闹市中失去理性，不顾一切扑向金子的莽汉，也丧失了理性，不顾一切扑向自己手中权力能换来的利益。事后有人问莽汉，市场上有那么多人，你怎么就敢抢劫黄金？答道，除了金子，什么都没有看见。贪官污吏也是如此，他们费尽心机，出人头地，图的就是个名利。一旦利益当前，他们就红了眼，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弃道德良知于脑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犯下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种种腐败罪行。“事前无分权，事中无监督，事后有保护，现在是搞腐败的最佳时机。”说明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分子是由国家社会实践中滋生出来的。然而时刻再佳，有理性，守良知的人，也会奉公守法，洁身自好；时代再严，丧失理性，不守良知的人，也会违法乱纪，倒行逆施。“笑骂由汝笑骂，热官我自为之”。官迷心窍者道出的是古今中外一切贪官污吏的共同心声。这正应了孔夫子的训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当下，一切以实践中的利益得失为转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王败寇，官是民非，排斥道德良知的理性要求的恶劣倾向，造成腐败横行，民怨沸腾，动摇国本，危害民族。倡导理性，尊重良知，审察实践，尊重法律，不失为补偏救弊之上策。

    

    不要理性的代价，不只是会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还会使实践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