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法从其他角度认识当时的基层社会，尽管他高度重视三国以后“村落”出现的意义。实际上这一时期各地村落中广泛出现因信佛兴福而结成的“邑义”，其中活跃的主要是普通村民，僧尼与地方官员，从事各种类型的集体活动。“邑义”是当时存在的带有作者所说的“共同体”色彩的组织，而且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对此做过系统的研究，[5]这应是作者可以大展身手的领域，作者却完全忽略了“邑义”的存在。这种背景下提炼出的社会基层结构恐怕不能说全面。
　　作者倡导“以中国固有的逻辑来把握中国史全过程”，并为此作出了相当的努力，应该说至成功尚有距离。且不说他所使用的“古代”、“中世”与“近代”这样的概念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历史分期的痕迹；试图参照西方捕捉中国如何超越自身的古代史（第61页），也是相信中西发展道路平行可比；就是对“共同体”的强调，亦暗含相当的西方色彩。西方的中世纪由于基督教会的深刻影响，人们以附近的教堂为中心组成“parish”（教区），定期聚会，组织各种宗教活动，促进人们相互认同[6]。“community”（共同体）由此而生。中国历史上并无对应物，即使是佛教的“邑义”，其活动的内容与强度均远逊于“教区”。而将贵族影响下的结合称为“共同体”就更夸大其凝聚作用。西方中心论被作者从前门赶走，却又从后门溜了进来。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共同体》一书的译文流畅，准确，可惜校对上存在不少瑕疵，有损原书的品质。书中数十次提到日本学者堀敏一，只有个别几处正确，大多数都误作“崛”敏一，实在不应该。另外，书中第96页六次提到崔□，均写作“崔快左陵右”。这当是译者对排版造此字的说明，编辑不察，误入正文。第308页引《魏书·李崇传》的一条材料，三处将“兖”州讹为“衮”州，“除”误作“徐”。其他校对错误也还有一些。对于中华书局这样一个以出版古籍见长的老社来说，出现这类错误有失声誉。

[1]《三国志》卷11《田畴传》，他自初平三年（192年）刘虞死，始入徐无山，至建安十二年（207年）迁邺，前后15年。
[2]《晋书》卷88《孝友·庾衮传》，第2282-2283页。
[3]《晋书》卷67《郗鉴传》，第1797页，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43页。
[4]关于战乱的实际影响，我曾做过分析，见《十六国北朝时期战乱与佛教发展关系新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55-61页。
[5]如那波利贞：《唐代社邑に就きて》《史林》第23卷第2、3、4号（1938年），《佛教信仰に基きて組織せられたる中晚期唐五代の社邑に就きて》《史林》第24卷第3、4号（1939年）；塚本善隆：《龍门石窟に現れたる北魏佛教》，收入《支那佛教史·北魏篇》，弘文堂，1942年；山崎宏：《隋唐時代に於ける義邑及び法社》，收入《支那中世佛教の展開》，清水书房，1947年；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第五章（1956年出版于法国）等。
[6]参Leopold Genicot,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Medieval West. chap.4. pp.90-107.The Jone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