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2。小说思想方式
3。资料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 4。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
5。文学体验和理论思维 6。意识形态的表达和批评
7。社会介入和理论认知 8。文学理论分类学
9。社会性规范和学术性规范 10。小结
******************************************
1。前言
在结构主义“五巨头”中最初引起我强烈兴趣的不是哲学家福科和阿尔杜塞，而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文学家罗兰-巴尔特。1978年初读巴尔特写于1968年的 “历史 的话语”时，内心即产生了强烈的震撼。<野性的思维>是我翻译的第一部结构主义经典书籍(主因其关于历史理论的第九章)，“历史的话语”则是我翻译的第一篇结构主义代表性论文。而最初吸引我投入结构主义研究的这两部作品，均表现出了不同于历史哲学方法论的符号学历史理论风格。我确信文史理论研究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就罗兰-巴尔特而言，他的文本修辞学分析技术其实比他的纯理论 性论述更具独创性。 虽 然曾获得一般符号学理论家和文化符号学分析家的巨大声誉，巴尔特的“本业”是“文学”，是比英美新批评派理论家更贴近文学本身或一般文学现象的分析家：前者以20世纪现代派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后者则企图在文化整体视野内渗透文学的“本质”。巴尔特企图从文学内部解剖和呈现“文学”作品的形成和作用的一般条件和方式。
在20世纪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中我们看到另一种“文史哲不分家”现象。在广义人文学理论分析领域，文学理论占据 首要地位，因为文学是诸人文学科中除语言 学外与语 言问题关系最密切者。语言学一方面是结构主义人文科学的原型和基础，但其“内容”是外在于文化世界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则必然面对着和包含着世界内容。文学研究和科学方法论的联系由来已久，而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是兼顾内容和形式的，或以内容和形式的结构关系为对象的；秉持着锐利的结构语言学工具，从而开辟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全新研究方向。巴尔特不仅是此文学研究方向上的先驱之一，而且还担负着文学“创作者”的角色，此即其“写作论”实践。巴尔特的分析和创作的有机结合活动，多方面地揭示了当代西方文学的特质，现状和趋势。巴尔特并非文学问题的最终解答者，而是文学问题有效地提出和探索者。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实践可以说包含者两个方面：直接的理论分析和间接的问题呈现。后者是通过其散文写作体现的。就其增深人们对文学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方向而论，巴尔特比二十世纪许多讨论文学问题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要更为重要。为了恰当理解罗兰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我们须先了解二十世纪文学理论问题的一般背景。
首先应注意，为什么巴尔特总是要把文学和历史相提并论，实际上他把二者与其共同相关的叙事结构问题，以及话语和现实的再现关系问题，作为其方法论的最重要主题之一。对现实和对叙事的思考表明，巴尔特的文学观察是以两个世纪来的小说思想为主要对象的：文字叙事话语形式及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与俄国世纪初形式主义以来的文学理论思考一脉相承的。结构主义文学思想的世纪性转向预示了文学和史学的思考，从内容面向内容与形式关系面的全面转移，使我们进入文学和历史问题的深层理解领域。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批评以及与其相承续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性格上，都是以作品内容面的分析为特色的，其目的是把文学当作政治和社会活动计划的“手段”。在此文学成为实用主义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社会运作策略手段的一部分，其独立表达和认知的功能则大为削弱。文学思想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运作的手段，其价值取决于此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功利需要。文学家也就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目标的贯彻者。萨特曾成为此一传统的最新代表。在战后欧洲人文精神失落的背景下，萨特以其富有煽动力的哲学美学修辞术提出了充满意识形态特点的“为人生的”文学观，而其内容却具有明显的虚构性(有无论)。面对战后思想环境，罗兰-巴尔特则强调对文学本身的特质和可能性加以客观认知的必要 ：结 果，文学理论不等同于用文学手段来传递意识形态的理论化借口，其目标首先在于剖析文学传递意识形态的方式及功能。在此，意识形态的讨论并不涉及其内容的正误，因为意识形态内容的正误问题，根本上是一个文学之外的知识性问题(善恶是非和行动方法)。作为吸纳和传递意识形态的文学家对于此意识形态内容本身并无现成的判断能力。
2。小说思想方式
如果按照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把文学当作“反映”和“影响”现实的文字手段，作家的问题首先是对世界现实的认知问题，也就必然涉及如何恰当“求知”的问题。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型思想家到了二十世纪无不面对着一种精神压力：如何求知以及如何处理认知和文学表现的关系？苏联的“灵魂工程师”文学观，不过是说文学家须以特殊文字媒介担负统一安排的革命任务，此任务及相关的知识基础则是已经由他力所先定的，文学家对此先定内容方向并无独立探讨之必要和能力。其实广义而言，古典型小说家均是既定意识形态的传承者，但不同的是，小说表现形式与十九世纪综合认知形式相互一致。这种一致性到了二十世纪受到多方面的挑战。首先，和现实主义绘画一样，小说叙事面对着时代广义“照相术”的挑战，作家“描写”现实的能力和必要性迅速降低。而照相术未能深入的内心世界表现力的问题，则受到另一种更严重的挑战：二十世纪知识和社会性质的革命性变革。古典小说所擅长的内心世界表现蜕化为“表现什么”的问题。西方二十世纪纯文艺小说，特别是英美小说的全面“内向化”，部分地源于同样的主体认知方式的压力，因为传统的知识型信仰(哲学)和社会性信仰(宗教)经受着时代科学知识的全面挑战。至于作为社会解剖家的文学家，其任务甚至更为可疑：如以揭示社会真相为目的，文学家的知识准备能否使其胜任其职？其所需知识来自何处？当人类的知识积累已为我们准备了远远超越先前的学术遗产之时，小说家能否只依其文史常识和社会惯习来为社会提供“诊断”和“处方”呢？一百年来小说家的一时成功作品内诸多“过时”和“不当”内容中，有多少是源于他们当初的知识未足呢？。事过境迁，他们仍然不反省当时为什么不努力求知而是勇于向大众授知； 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不须学习现代各种相关知识即可成为 人生 智慧导师呢？结果，用“形像思维”表达的肤浅思想反因其运用了有感动力的“故事形像”而具有了永恒价值。社会不是按照作品的内在价值去评论得失，而是以其在社会历史文化市场中偶然获得的“值位”(知名度记载) 去评价其得失。
萨特一类作家是“永远正确的”，彼时也有理，此时也有理。于是四五十年代如日中天的萨特的哲学式文学理论成为罗兰-巴尔特的主要反省和批评对象。在存在 主义文 学和所介入的政治运动之关系的问题上，巴尔特发现了存在主义文学理论中的内在性矛盾。巴尔特文学理论现象显示了两个不同方面：文学“本身”的内在结构研究(作品形成内部条件研究)和内容意识形态研究。后者却相关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而成为非独立性的方面。而在十九世纪小说世界，内容是前科学地直观形成的。别林斯基真以为他掌握住了通过文学反映的社会客观真理。托尔斯泰真的认为他深入了人生和人类问题。其实他们所留下的不过是自己的主观世界，客观描述不过成为表现主观愿望的手段或材料, 他们却将其呈现为客观性认知，从而产生了种种模棱两可之论。二十世 纪现代小说，不再以社会客观认知专家名义出现，干脆直接表现作者个人主观，以期探索更实在的精神世界。如果仍以十九世纪照相式小说为工作方式和目标，任务马上变得混杂起来：为什么在知识蓬勃发展时代还要用虚构故事的方式来表现和评价社会性现实呢？为什么不用表达客观真实的手段----科学描述和论断----来更有效地完 成此 任务呢？在百年来历史意识形态高度混乱之后我们多么需要一部扎扎实实的<曾国藩传记>，夹叙夹议，力求真实；我们为什么要用传记小说的形式来弱化此历史认知功能呢？在司马迁时代，历史记叙中穿插虚构部分，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对后世来说仍有一定意义。科学时代的“解释学”的条件已然根本变，用虚构故事方法去认识和表现社会则决难再与十九世纪小说相提并论了。
3。资料研究和理论研究
今日看来，如果巴尔特仅只是一位文学理论家(符号学，修辞学，叙事学)，其文学认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大概会逊色一半。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诸流派的蓬勃发展表现了现代西方学者对文学现象的理论分析兴趣已然相当普遍。巴尔特的“文学认识论”探索还包含着另一种非理论化形式，这就是他毕生作为“散文写作家”所体现的唯美主义写作实践。他以此“零度”写作方式(避免意识形态的介入)实践的文学观，间接地反映了现代文学和文化世界的整体情景。价值虚无主义是西方现代派文艺的普遍认识论基础。但是巴尔特并未参与“上帝死了”的世纪意识形态大合唱，而是企图干脆避免价值学的思想表现。这种避免“社会介入”文学观的修辞学实践本身，却反映了他对文化意识形态现象的观察和辨析效果，从而引生了认识论方面的价值。可以说，这是从文学“内部”对传统文学形式和功能进行怀疑的一种有效方式。当然，零度文学表达法，结果也可成为另类意识形态表达法。在选用时代社会学语词时，“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仍然包含着他所批评的对手所采用的同一种语义色彩。但是其批评话语的价值是反向的，在此“资产阶级”不如说代表着人类生存中永恒的物质化追求倾向。而透彻的文艺家必定是金钱至上原则的永恒批判者。于是巴尔特对左派文艺阵线的同情和参与经历应在伦理学层次上而非在社会政治学层次上加以再理解。一般来说，左派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乃基于其伦理观，而非基于其社会历史观；他们在社会因果是非问题上的判断能力从来都不高明。对此巴尔特也是一样，其他结构主义者皆然。他们不懂得“资本主义”是一种必要的“恶”，这个恶比起封建主义和原始社会中的恶要轻得多，而不是相反。在巴尔特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美学实践中，他较少直接诉诸意识形态评判本身，而是关注各种文化文学现象的形式主义分析问题。形式分析不是无关于内容，有时是更深入地涉及内容：所处理的是内容形成和作用的条件问题。许多现实主义派的文学批评家都未理解形式分析是内容分析的必要前提。语言学的形式分析也比传统的哲学和逻辑的形式分析更具“内在性”。一般来说，二十世纪人文理论中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研究比古典时代任何类似的研究更为深刻和准确。结构主义的特长在此，其中巴尔特的作用可以说最为突出，因为作为文学家，他同时在形式逻辑分析和感性美学辨析这两端间寻求着认识论的平衡。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观的认识论“革命”可归结为：话语的意义和价值的深层问题须首先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入手。这样的思考角度是钱钟书一代文学品鉴派学人不可能领悟的，当然也是海外汉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方式所难以理解的。尽管现在人们为了赶时髦而广泛地运用着新名词(包括结构主义名词，如文本，能指，话语等等)来表达着旧观念。
本文中我们对巴尔特学说的兴趣主要是在其文学认识论研究方面，而非美学实践方面。同时，我们的考查相关于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文学，二十世纪现代派文艺，直到英美现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背景。我个人从初中开始喜爱俄国文学，却从未对其苏联时代后继文学作品发生过兴趣，因为早在理论认知之前我已能感觉其作为政治宣传手段的工具性使其欠缺独立的思想和美学吸引力。很快我就认识到，文学的思想内容评价问题完全应该纳入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系统加以解决，而不可能仅在想象和虚构层次上直观地加以论述。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不喜理论分析的中国前辈学者们，或者倾向于轻率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立场，或者倾向沉浸于语史资料性研究传统，而多不关心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知识的准备。人们做学问不是为了追求有关因果关系的系统认知和价值根据的理性探讨，而是满足于对各种“文字古玩体”的品鉴和背景考订式研究，并在此过程中表现其“博闻强记”天赋。社会遂以学者博闻强记的程度来树立学术等级结构内的高低标准，并以此控导社会学术文化方向。结果，采取科学理性的科技工商可不断强化和产生其积极知识成果，文科学术却采取低理性程度的实践标准，而为各种资料型的(如把克服历史文本世界中因传统文字书写系统不规范而引致的读解技术性困难当成民族特有的高深学问之类) 研究确立其权威地 位 。尽管各地人士彼此政治立场不同，国学学者在坚持传统保守学术方向上却能达成高度一致或默契。罗兰-巴尔特作为一种当代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与上述资料研究 方 向上的文学和历史理论研究根本不同，其目标在于提升和深化我们对历史，文化和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为此必须创发或改进理论工具(如其对结构语言学的运用和对传统修辞学的结构主义改造)。他的唯美主义写作实践和理论分析都是朝向着提升文化和文学理解的层级的。为什么要读巴尔特？是为了丰富和强化我们对典籍的意义和价值问题的理解。反观我们二十世纪的各种文学研究和评论大师几乎都是采取非理论化方向的。不知道为什么人文学者和文学家如此容易自满自足，以为不需要学习现代理论知识即可正确认知文学现实和表达意见。他们的自信其实建立在一种功利观上：只要一旦被社会“承认”(发表和称赞)产生了影响，就可算作成功。而当此等级价值认定机制已经预先编码之后，学术成功遂成为按照固定程序进行操作的技术性行为。
4。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
(本节可比较于电影理论，艺术理论，历史理论，伦理学理论等等和其相应哲学思考之间的区分。) 现在来谈一下当初编选翻译巴尔特文学符号学的背景。1984年 自纽约返 回北京后不知道有多少工作有待完成，计划中排在最前列的两个待介绍的西方学者就是胡塞尔和罗兰-巴尔特。一方面这种理论兴趣的搭配固然有其社会 现实的针对性： 向百年来理论探索严重不足的中国学界绍介最深邃而又最艰难的现代西方思想理论形态。另一方面，其中当然含有我个人的主观兴趣因素：我始终感觉到需要同时把握两种风格不同的理论思考方式(这使我的学术探索方向不同于西方较多受制于专业化训练的同行)。的确，巴尔特不为哲学家重视。我不记得美国罗蒂是否提到过巴尔特，我相信他是“读不出”巴尔特的意义所在的。值得注意的是利科这位最精通结构主义而晚年日益关注文学理论问题的法国哲学思想家对巴尔特的文学思想似乎也未能充分重视。我在完成关于弗洛依德和拉康的初步比较研究后，了解了利科与拉康的分歧所在，也就较易明白为什么即使象利科这样宏通的哲学家也不易进入巴尔特和克里斯丁-麦 茨这类文艺理论思维方式了。正是“哲学训练”限制了他们对学术话语的意义领受幅度。哲学家们未充分注意到，百年来在现代派文艺创作，现代文学理论和现代语言学这三者之间所形成的理论思维互动关系，后者展示了一种新型的理论思维形态。其意义和价值并不限于文学研究本身，而是相关于整个人文科学。重要的是，这种认识论辨析的细致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古典理论和西方现代理论的互动成效问题。须知，为了把握西方思想的精义，也不能盲目信从西方专家。在哲学领域，胡塞尔现象学已经开辟了与康德，黑格尔根本不同的哲学研究方向，在认识论和心理哲学方面使哲学思维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利科是最透彻地把握住胡塞尔思想的非德国哲学家之一。利科也是能够最深入地把握住法国结构主义精神的少数哲学家之一，但是他总想给予各种人文理论以一种哲学性的最终解释，这种倾向恰恰限制住了他的理论品鉴的幅度。他的着名的为结构主义提供一种“所指者世界”(the referent) 的哲学中心论立 场即 为其例。
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实践有时会忽略某些“片面性研究”所含蕴的意义和价值。“片面性”，即论域之边界或条件的限定性，有时正是理性思维的内在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再也不能去继续神化康德，黑格尔一类的“系统哲学”价值的原因所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一方面从哲学吸取滋养，另一方面则须探索文艺实践本身形成的理论问题，从而在一定领域内提供了另类理论思考。在此范围内，结构主义的“片面性”可达致进一步的可操作性主题：作品形式结构本身的分析。哲学家们(特别是关注美学的美国哲学家们)不知道，形式主义研究可能通向更深刻的思想内容面研究：它直捣内容形成的内在条件本身。有两种现代文学理论家或文艺理论家(更不必提所谓美学家)，一种是善于在文艺创作和哲学理论之间建立联系者。这类研究因运用哲学词语而貌似深刻，而实易沦为哲学教条主义表述。另一种文学理论家虽以进行作品文学特质分析为目的(文本解读)，却首先须探索相应而恰当的理论工具。对于文艺学和美学来说，后者之所以更重要，正在于其选择的理论工具是“适切性的(relevant) 。而哲学 家由于沉迷于论述的系统性和严格性而不注意此理论之论域适切性要求。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些哲学家对其思维“针对性”程度所作的微调还不够细密，并易于把理论话语本身的严整性与理论话语与其对象理论关系的适切性混淆起来。理论的“深刻性”必须是具有适切性特点的，否则难免成为空头理论。徒具抽象严整形式的理论话语其实恰恰是思维欠缺真正深刻性的表征。
5。文学体验与理论思维
在辨析了哲学思维和文艺理论思维之异同后，再来看文学理论本身内部的问题。对此我在本译文集的译者前言中已有所论述。由于并非文学专门而又由于跨学科研究需要而涉及文学问题，我想在此再谈一下当初急于译介巴尔特作品的个人理由。我个人人文兴趣发生学的顺序是先文学，再哲学，再历史。三者当然是在思想内容和方法理论方面是广泛重叠的。但文学是我的思想始源，是我最早组织我的认知和评价经验的场地和媒介。具体来说，先是按照古典小说内容(故事)组织社会和人生理解，然后是按照古典文学批评深化此经验。到了哲学兴趣阶段，我的文学兴趣在两个层次上经受了巨大变化：内容主题方面和思想方法方面。也就是从欧美古典时代文艺主题向西方现代文艺主题的全面转移，我们对古典主题的历史性领悟为一事(正如我们读古典诗词)，我们对感受时代生存体验的需要为另一事。相对于时代生活感受和认知，遂出现了感受和认知的“方法论”需要，也就是现代性的理论需要。二十世纪初俄国和英美文学创作和理论探索的交互并进，从两个层次上使我们进入了现代文学理论领域：创作的美学实验和理解的理论探索。就前者而言，有一个社会文化环境的范围问题，是以周遭直接环境为范围，还是以可深化人类生存理解的扩大环境为范围呢？前者是我们的具体行动场地，却不一定是可提供充分感悟和理解的恰当环境条件。就后者而言，针对任何行动实践目标而选择的“理论思想”为一事，针对把握理解时代社会人生根本问题所需的理论方法为另一事。然而两种“理论”实践往往被混为一谈。行动实践的性质和目的千差万别，相应的理论指导方法也就多种多样，结果“文学”可以成为达到任何行动目标的工具。表达媒介的同一性-----文字，反而易于 混淆表达目标的歧 异性。文学理论于是可等同于任何社会行动的指导原则，而后者其实主要相关于其它领域的认知问题，如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心理等领域内的理论工具知识。在这类混杂的文学理论讨论中，文学理论家应当首先具备各相关领域的专门知识。具有了专门知识然后才能有信心去指导读者如何去理解社会和人生。不幸，文学理论家们并非都有此自觉，他们往往以为凭借经验和直观智慧即可达到目的。于是他们形成了一种学科门类保护伞：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专科。(类似于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家的情况)。结果，他们所提出的道德批评和直观经验之类多只不过是表现各种社会关切的实用性思考。其身份的可疑性在于这类思考正应当由其它领域专门知识加以支持(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而非仅由所谓“文学理论家”来承担。传统型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家们，只不过是承担着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定角色，其(阅读)博而(理论)未专的职业特点使其难以深入处理人生与社会的理论认知问题。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