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考据和品鉴的研究当然属于文学本身领域，但其“科学性”身份只存于资料研究层级上(干嘉考据学和国故整理学均属此一层级)。文学的“外缘”性研究和作品的品鉴分析属于巴尔特所说的“文学性”范畴的纯技术性部分。巴尔特思想的一般倾向则是最终朝向意义和解释目标的，是首先去探讨既定学术操作规范和程序形成的因果、意义、价值，及其根据的。文学思想是相关于把握意义、价值、因果之寻索活动，而非满足于对历史典籍文句的排比和品评等经验性目标。巴尔特的文学思想的独创性则表现在前述两方面实践的协同运作上：摆脱系统化的伪理论形式和探讨作品美学的意义构成。既是针对作品的，又是理论分析的。巴尔特遂成为结构主义运动中文学思想的第一代表者。作为文学和文化作品意义构成和理解的分析家，巴尔特也触及各种时代意识形态问题。后者成为其意义分析的对象和“媒介”：表面上讨论意识形态的内容，实际上分析的是意识形态在作品话语中所起的特定作用。巴尔特所处理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意义”(思想内容)和其“隐含意义”(修辞术中的作用方式)在份量上是不一样的。他在提到时代话题(革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时的表面判断并无卓识，因为他也同样不是相关话题的专门家。但他在揭示这些概念及其俗常用法的修辞学和符号学作用时，托现出了它们的表意方式(含混，多义，深层意义等等)的问题。同样的，作为忽略社会性价值和行动的唯美主义作家，巴尔特对虚无主义美学的根深蒂固偏爱，似乎也只是在呈现其本人另类意识形态立场。实际上，巴尔特的意识形态话语可以说在处理着另类真理探索：通过揭露意识形态内容的混乱表现来呈现意识形态话语的特殊意指方式。后者在文学符号学层次上可归结为一种积极的结论：意识形态修辞术的运作方式问题。巴尔特是六十年代法国创发文化意识形态分析的主要思想家。克里斯丁-麦茨的电影符号学思想即为其直接发展之一。结果，巴尔特作为 话语客观 意义否定者反到导致一种肯定性的意义效果：他对具体历史话语的伪客观性的揭示，增进了人们对意义和所指的意指机制构成复杂方式的认知。实际上，巴尔特对客观确定存在的否定性判断反映着其心中存在有一种标尺确定性观念，其情形类似于尼采。对现实进行彻底的批评实践反过来证明作者内心存在有对批评标准明确性的要求。两人的动机、立场、方法，都是朝向现实认知的，也就是均表现出一种内在的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话语成了理性主义运作的对象。在此意义上，两人不仅与德里达不同，也与海德格不同，却与福科类似。可以说，巴尔特和福科对尼采的利用方式不同于海德格和德里达对尼采的利用方式。 

这样，我们看到有两个罗兰-巴尔特形像：唯美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述者和对其进行 意义构成分析者。前者使其参与“后结构主义”的或反理性主义的文学实践，后者使其对一切文化和文学话语表现进行理性主义的文学解剖。作为理论方法论家，巴尔特是符号学家，叙事结构分析家，修辞学家，意识形态批判家，作者论创立者，以及历史理论家。这一活动方向从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减弱。等到他进入法兰西学院后，理论分析的动力已成强弩之末。但是他三十年来的文学批评实践已完成了上世纪最杰出的文学思考成就之一，并特别影响到人文科学的领域共同的基本课题：叙事话语的意义构成问题。他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各门科学，而是文化和学术的话语结构。在法语世界进行的具普遍意义的理论检讨，将可扩大应用到人类一切人文话语研究系统。例如在读解了“历史的话语”一文之后，我们还能对一切古典历史典籍照单全收么？巴尔特的历史理论是可直接与“古史辨”一派相衔接的。 

7。社会介入和理论认知 

我在1985年译出了“艾菲尔铁塔”之后，每次来巴黎时巴尔特的感受和观察方式遂不时浮现于心际。偏重人生现实的我之文学兴趣，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如仅举三人当是：托马斯-曼，劳伦斯和巴尔特。前两人的战前小说，巴尔 特的战后散文。我从不 喜欢萨特的哲学，也不喜欢他的文学。对我来说，巴尔特的朴素真诚和萨特的矫柔造作形成了明确对比。如此心仪巴尔特，我却迟了一步，未及直接请益(1982年我在美加先后访谈过克莉思蒂娃，托多洛夫和福科。直到1989年才见到列维斯特劳斯和保罗利科，但和他们早从1980年起就开始不断通信了)。我译出的小书<结构主义>1980年出版后，曾寄给多位法国“结构主义者”，而其时巴尔特斯人已逝。其实早在1979年初时即已应<哲学译丛>之约译出了“历史的话语”，不料由于某美学专家和副主编拒用而未能及时刊出。这样，我就没来得及在巴尔特逝世前向其致意(他如知道我译出了此篇文章，即可相信“吾道东矣！”)。法国的巴尔特和中国的顾颉刚这两位领域不同的历史思想家的共同之处是，均在选择的特定“话语自足域”内实行着分析方法论上的一致性运作(一以贯之)。思想的力度首先体现于文本读解中原则和程序运作一致性的感觉上，析读的水准不在于旁征博引，而是表现于对问题的选择和组织的方式上，从而才可引致较深、较高层次上的话语“可理解性”提升。文学理论首先是指有关对象形成条件的思维；既非仅指直接运用文本话语之思想内容，也非仅指对话语媒介进行美学性玩赏和技术性推敲。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方式主要为此类型，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术必须超越其民族主义思维方式的道理所在。动辄责人“数典忘宗”者，实为民族思想进步的最大绊脚石。至於太空时代还留恋着“天地君亲师”之封建主义境界者，可谓不知今夕何夕，理论的想象力也未免太薄弱了。为什么这类时代落伍者可以在海外以先进自居？一是他们混淆了社会实际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二是他们欠缺自诚，惯于援引汉学家同事之族裔身份和汉学界之制度地位作为其巩固个人学术地位之“国际”依据。加以不论他们持什么政治态度，其带有西方标签的民族主义学术方向可受到两岸崇拜国际名势的学术权威的积极支持，故可左右逢源，足以收多方面之个人实惠，可谓世故之至。不知其应世智慧来自民族圣人老子乎？一个深刻的时代思想陷阱是：人们往往以某人思想内容和现实批评挂钩的直接性程度来掩盖其学术理论本身的单薄性。须知现实问题的构成，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对此问题之批评性表达，以及学术理论的构成，是三件不同的事。你选择了现实问题作为讨论课题，此选择性既不等同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也不等同于你的学术准备程度。结果意见宣表本身成为学术水平的虚假标志。早年<观察>诸公对时局的强烈关切和他们的相关学理修养实为二事，虽然前者未必高明，却成就了以政论养学誉的“资本”。学者被要求“介入”，结果既介入不当，又荒疏本业。荒诞的是，因社会“介入”所赚得的名声转成学术专业成就的标志。这还包括负向的社会“介入”，由此引生的个人不幸经历到头来也可转化为本人学术资格的“储值”。在现当代中国社会和学术发展史上，这类现象比比皆是。似乎不管在什么方面(包括社会负向)取得的名声，均可随意(其后在正向上)运用于各个其它方面。先前甲方面的负向“名声”，其后可在乙方面辩证地转换为正向的知名度。学术和声名，不论正反，均可成为社会策略的工具，学术名实之间的全面不符是历史结构性的。 

8。文学理论分类学 

我们已经说过，巴尔特文学理论类型的意义和价值，须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研究史的整体环境内来定位。为此我们可以举出主要的文学理论类型如下： 

-----各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自十九世纪小说文学产生和发展出来的二十世纪的现 实 主义文学批评，其主旨是在内容层次上进行社会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批评。这类批评活动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