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文学批评。随着世纪前后欧美现代派文艺思潮的出现，英美文学批评提 出 了相关于现代派作品的文字美学品评分析研究，从而在二次大战前后形成了学院派新文学理论思考类型，并为现代派诗歌和小说积累了文本艺术品鉴技巧。新文学批评派是现代派“实验文学”的共生物，其论域自足性既是其杰出成就的根源，也是其认识论局限所在。
-----战后存在主义的文学理论在观念层次上扩展了文学实践范围，成为按照哲 学理 论“运用”文学材料的手段。文学成为哲学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学理论不过是对此哲学式文学实践进行的一般性概括，而非对文学本身进行的专门研究。
-----接着，通贯二十世纪的文学科学研究日益发展，其批评理论部分与若干哲学 学 派结合，渐成主流。哲学中心的(各哲学流派中心的)，心理学中心的，精神分析学中心的，人类学中心的， 社会学中心的种种现代西方文学科学理论流派却显示了一个 有关文 学身份含混性的问题：文学和诸科学的关系问题。后者往往使文学成为诸科 学研究的材料而已。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学科学研究成为文学专业主流，其直接效果是促进了人文学整体意识。文学的内容和文学的理论都是与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息息相通的。
------当研究者探索什么是文学自身时，此“文学自身”却在迅速变化之中。于是， 我们须研究一个自身性质和边界均处于快速变迁之中的对象。这时自世纪初在俄国首先提出的形式主义诗歌语言理论及其后之若干发展，在战后法国显示了另一个更适切的思考方向：重新思考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文学性”问题，即文学自身身份的问题。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学术领域，一个文学研究的“最小域”，一个可以有效操作的平台。巴尔特就这样应运而生，并基本上做到了“尽其在我”。“文学本身”概念表面上是缩小了对象域，实际上此最小观察域，不仅是对象域，同时也是世界视角的重新设定。广义文学形式主义不只是研究文学的更严谨的方法论(试比较麦茨的电影理论)，同时也是以整理过后的这块文学自足域“基地”作为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巴尔特把文学批评扩展到文化批评的努力即为其例。我们特别以此指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对于研究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所起的作用。
-----后结构主义文学思想表现为结构主义的“发展”么？其风格性转向或话 语性 “颠 覆”其实不是针对结构主义的，而是滋生于六七十年代西方整体文化环境的，显示了当代西方理性思维的困境。其原因固然不止一端，在我看来(与西方学者不同)，知识论上的原因才是最主要的：文学身份或边界的模糊性所导致的理论模糊性问题是一个人类文化整体内出现的问题。文学的讨论涉及到文化全域，传统文学的功能已分散到各个文化和学术领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我们如何还 能用 传统的文化现象分类学来作为思考的框架和单位呢？这样我们就必然来到了新一层次上的“文史哲(艺)不分家”，也就是人文科学的整体重组的新策略观。现代文学理论问题也就须分解地纳入此新的知识论格局内加以处理。在此阶段，所谓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不必视其为人文科学理论思潮内部的自然的或逻辑的发展，而可视之为虚无主义意识形态在商业化世界的准文学创作活动(如用理论话语形态表达的朦胧诗之类)的效用。学术理论话语成为学术商品市场运作的另一形态。
上述文学理论门类改述可简化如下：
--赏鉴派：-与传统文学实践一脉相承的作品品鉴法，其得在于扣紧文本美学和文字读 解； 其失在于未能深入文学之肌理及其环境关联，二者均须联系于现代知识准备。
----哲学派：与传统理论思维形态一脉相承的哲学基础论，其得在于探索作品思 想 理据和建立文学思维方法论系统，以及朝向美学价值根据问题；其失在于有沦为教条主义和忽略文学本身特质之虞。
----科学派：从科学因果观立论，探索文学与社会、文化、学术世界的关联性， 古典 考据学研究可划归此类；其得在于强化文学与世界的因果关联研究；其失在于侧重文学的外在关联考查而未深入文学本身之特质。
----符号学：文学符号学侧重文本本身的各种语义结构研究，提出文学创作的 内在 性 条件问题。其得在于强化对文学实践本身形成方式及背景的思考，以从根本把握文学的性质和可能性；其失在于排除文学实践社会思想环境相关性思考，故不可能解决价值判断问题。符号学研究价值表达方式，却不及价值本身。但是，符号学是各种文学理论研究的第一基础论研究，即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研究。形式主义方法恰可使其具有广泛的可应用性。
当然，以上各种类型均不同程度地融入每一个别研究策略之中，而能将四者加以充分有效通贯的学术条件尚未形成。大多数综合研究都呈现出将诸种策略任意搭配的倾向。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新符号学观即是朝向于克服此缺点，并企求更有效地处理未来人文理论综贯性研究。
9。社会规范和学术规范：外成与内真
现在再来结合中国学术文化情况来看一下。相对于未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而言，首先应当建立有关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类型学观念，在适当规定的学术整体内为各研究类别确定其相关位置和统一的“学术性价值”标准。不同的研究类型间是有价值上内在的等级区别的。在此格局内可以按不同的判准来排定类型学的“科学性”等级序列。传统的做法是功利主义取向的，不是根据学理的内在标准，而是根据营造社会名势的竞争动机，以至于人为武断地规定文学评价的等级图表，从而限制了文学思考的多元化发展。在此趋向中，一方面历史资料性研究被封为最高典范；另一方面，空洞的理论话语任意铺陈，只要其可在文教制度内占有地位即可在“学术史”名目下永远延续下去，以至于成为不须具有有效说明力价值的理论话语制作术(即只需重复一种理论类型的话语以形成专业制度，而不须使其针对相关复杂对象客体来产生精确阐释效能)。在此意义上，我们在跨文化文学理论整合过程中首须形成一门新的“文学科学”框架，其性质是临时工具性的，但不是受功利主义目标操纵的。在此巴尔特思想虽仅只是框架内的一环，而其效用却可遍及框架全体；即它可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省视人文学整体分类学框架。巴尔特思想是一个折射器，虽居一隅，却可映现四维。
1)文学作品和时代条件
二十世纪所谓中国思想界主要指文学界，甚至于专指小说界。中国的思想家，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史学家，而是小说家。传自十九世纪欧洲小说传统的现代中国小说职业方兴未艾，遂成为表达现代中国思想的主要渠道和媒介，这一事实本身已可显示现代中国思想方式的内在不成熟性。其它学术思想方式，如文史哲研究，都是直接间接为此小说创作实践服务的。(电影界更是如此，而情形比较单纯，因其主体不自诩是在表现严肃思想，而只是提供娱乐) 中国小说的创作基础和接受条件是全面受制于 社会 和文化条件的，即其效果和影响的价值是由客观社会结构预先决定的；也即其内容，方式和效果的可能状态是预先被“编码”的，从而表明其性质和方向的先天非自主性。如果我们根据作品的社会影响力或按照权威认定的等级制度对其加以考查，所得结论已可从此社会固有规约中推出。当代中国小说思想界比世界其它地区文学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