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文学和西方汉学
为了建立全面健全的文学科学分类学框架，必须摆脱学术名势窠臼和偏见。首先须摆脱特殊形态的学术文化界“崇洋媚外”倾向：例如跟随汉学权威主义。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太多地受到外国汉学界的影响。其实须担其责的是中国学者本身，而非外国汉学界。由于功利取向，中国文学家和学者急于走向世界，遂须特意借助汉学界之助。中国文艺通过西方汉学走向世界，其进境亦必受其限制。甚至于中国文化未来的方向均会为其所制。同样这也不是因为汉学本身有何不对。其水平就是如此，并已足以担负西方对少数族裔文化研究的需要。这一倾向实源于中国学界自身。为了获取国际名利，捷径就是汉学界。中国学术文化也就须在逻辑上与国际汉学界逐渐齐平。二者结成互利合作关系。为了有效维持此学术交流关系，反过来中国学人也就须迁就汉学界的学术方向，后者在语言和理论两方面均有其内在的局限性。社会的民主化原则可掩护汉学界的先天弱点。原本理论上也先天不足的中国人文和文学理论界，出于功利取向，在国内可受到传统保守学术意识形态的保护，在国外也可受到基于同一社会民主原则而形成的“学术正确”原则的掩护(谁也不怕谁！) 功利主义的学术方向必 然导致 此一长期发展趋向。因为，和自然科学不同，人文学术没有一致的客观标准，最易于成为功利竟夺的场地，理论探讨也就会易于转化为学术市场运作术。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学术理论的真实归趋和学术权威的运作都是彼此普遍失衡的(不幸，学术权威系统大多是在社会力势决定机制内形成的)。“思想实践”于是须指：思想者首先不在内心屈服于学术等级制度的制约。如利益至上取向，就必然在或左或右两端上顺从外在权势意图光谱而弱化或失去了其独立学术方向。
10。小结
文学现象，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当代“人文思想”的最重要表达者。在中国，这是指小说文化；在西方 ，这是指文学理论。所以文学符号学问题相 关于“思想 界”之主体。巴尔特文学符号学本来是对学术和文化话语进行的形式主义分析实践，而其内在的旨趣是朝向于在学术文化话语中清理含混、揭示虚假和追求真实之目标的。在此深刻的意义上，可以说巴尔特思想始终是朝向深层真理思考的，是为各种人文学真理探求提供分析工具和策略技巧的。其形式主义理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使其特别适宜于应用到非西方历史话语系统研究中去。巴尔特文学符号学正象一面镜子，可折射出历史和现实中文化学术的结构和意义。为了有效地利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当然须首先处理有关社会中研究和思考条件限制的问题。巴尔特生存和活动于当代欧洲社会，其成果和经验自然不能直接应用于我们的学术实践。文学符号学反映和启示着人类普遍的文学情景，却不可能提供现成的指导。如何有效地对西方文学符号学资源加以利用，亦须“因地制宜”，另行探讨。希望本网站的相关资料可启发读者对此产生进一步思考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