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陈寅恪一生钟爱中古史研究，他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也都集中在魏晋隋唐时期。但他晚年却用了大部分精力撰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部专著，研究重心放在明清之际两个女子身上。本文认为他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原因主要在于：阐发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移情忘现实之痛苦；抒发兴亡之感；自验学术深浅。
关键词：陈寅恪 《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
[Abstract] Chen Yinque always enjoys studying of mid-ancient history all his life, and his famous books of history all centralize in the period of Weijin and Suitang Dynasty. But during his late time he put almost all his energy on writing two books Discussing Zaishengyuan and Another Biography of Liu Rushi, and center of his research was put the two wome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will state that the reason why during his late time all his books praised only women is to illustrate spirit of independency and free thinking, to transfer fellings to forget sufferings of reality, to express fellings of succeeding and defeatment, to self-test his academic degree.
[Key words]Chen Yinque Discussing Zaishengyuan Another Biography of Liu Rushi
一、弁言：问题的提出
陈寅恪作为一代史学大师，涉猎的学术领域广博，举凡宗教、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学等均在其涉猎之内，尤以佛教经典研究、中亚古代碑志及古语言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研究著称于世。陈寅恪一生钟爱中古史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寅恪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1]（P285）。他的主要论著，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签证稿》等也大致集中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他在中古史领域驾轻就熟，颇有所得，然而在1949——1969年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他却用了11年时间来撰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两部明清之际人物的专著。这两部书共90万字，几乎是陈寅恪一生著述的一半，耗去了他晚年大部分精力和心血，他曾在一首诗里提及晚年的著述情况：“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2]（P46）其中关于“颂红妆”，陈氏自注曰：“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姻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
陈寅恪对中国历史文献非常熟悉，尽管明清两朝历史非他研治范围，但《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还是体现了他深刻的考据功力与对历史宏观把握的气度，深刻阐释了他所一向主张的历史文化观。尽管这两部专著是很成功的，但相对于陈的博大精深的知识系统，相对于陈“承续先哲将坠之业”、“开拓学术之区域”、“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人生最高理想，[1]（P247）相对于中国学界一直期待他能写出通论性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的切望，这两本书实在承担不了如许的重担与使命。陈寅恪是有能力写出开创性煌煌巨著的，但他在最后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却“著书唯剩颂红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两部书缘何有如此大的魅力吸引一代大师的执着眷顾乃至耗尽他最后的心血呢？这是文化界长期以来十分关注的话题。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认为《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是陈晚年悲凉情怀的合适载体，个人气质与遭遇左右了其晚年研究的选题。姜伯勤的《陈寅恪先生与心史研究》提出陈在四十年代末世界水平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没有中断，保持独立性，向前迈进，从偏重文化制度史转向以研究社会风习和时代情感为重点，从而与国际史学界对心态史、心智史、妇女史的关注同步进行。美籍学者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则以为陈寅恪心折于柳如是的才华、思想与刚毅勇猛的性格，赞赏陈端生的文词优美，同情其身世，遂“颂红妆”。但以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与《史家陈寅恪传》两书并未对此展开专题探讨。姜的解说也还是偏于对陈氏的研究方法层面予以说明。本文拟在以上诸家研究的基础上，试对陈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原因及其背后隐含的深刻意蕴，作深入一步的探考诠释。
二、阐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出身于一个崇尚气节，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的名门世家，自幼便打下了深厚旧学基础，而其年长后在欧美各国的多年游学，不仅使他视野开阔，学贯东西，更重要的是使他能够超越当时一般人关于中西文化的简单认识，从更高的层次洞悉和把握中西文化的各自价值，既不像一般旧儒那样抱残守缺，对西学也不盲目崇拜，而是相对理性地看待中西文化。当然，作为一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学者，陈寅恪最眷恋、最理解的依旧是中国文化，穷其一生，无不在以近代的理性精神，探索和阐释传统文化，乃至其生命的深处，无不氤氲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意绪与精神。在陈寅恪看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1]（P277）他毕生崇尚气节，贬斥义利，推扬宋贤，以士的精神自持。学术活动中，也始终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期待“终必复振”为宗旨，为了这个目标，他坚持着文人的操守，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在以维系民族文化命脉为己任的同时，亦汲取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知识分子所高扬的学术独立的自由精神，倡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1]（P246）他本人也如他在为王国维所撰碑文中所颂扬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P218）用生命呵护心灵中这片学术的净土，维护学术的尊严。
陈寅恪之所以如此看重文化的独立、自由，是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经历的哀痛之感有关，陆键东指出“他不幸生于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承前，他无法不感受近代中国屡遭外侮，有清中兴一带已成残迹的哀感；继后，他更亲身感受社会纷乱变异下‘文化’与‘社会风习’的分崩离析。故此，他眼中的历史，充斥着兴亡盛衰的痛感；他视觉中的文化，紧紧扣着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这一主旨。”[3]（P515）新中国建立后，传统文化也是命运多舛，先是研制传统文化必须套上马列理论，为政治现实服务，而不注重自身的价值，史学一度曾发展为影射史学。1951年５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就强调：“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教育全国人民，而不是用其他任何观点和方法；要运用各种办法和克服各种困难，做到‘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宣传马列主义”。五十年代初学马列的热潮声势浩大，人人言必称马列，写文章生吞活剥的引用马列原文。学术界传统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乃至思维方式往往被作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而遭批判。以马列理论来统领约束各学科，合理论者保留，不符者则删去，这恰如给“士之读书治学”加上“俗谛之桎梏”，而使一向格外看重传统士大夫情怀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所强调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接受。他在中国科学院邀其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时，提出非常不合时宜的条件“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并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提到“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尽管陈的上述态度表现得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