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从旧时代走过的学者，都经历了建国后一系列运动的批判与冲刷：从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学思想及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体系，到1957年反右和“兴无灭资”，其间亦加上整改、“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厚今薄古”运动、“双改”等等一系列的运动。1958年，陈寅恪被推到了政治斗争的前沿，批判他的大字报来势之凶猛，用词之激烈，甚至有“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的话语，陈寅恪的学术被称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呵护文化的苦心不被理解，凝聚心血的学术被批得一钱不值，这对陈是一个多么大的精神刺激！陈寅恪对现实绝望了，他停止了授课，埋首于著述。建国后，尽管中央与地方一直对陈寅恪的生活很照顾，但他治史的方法与思想却被抛弃，被归为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照顾对于陈寅恪来讲，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像古董一样被供起来，因为对于陈来说，自由、开放的学术探讨更重要，而物质的照顾并不能换来他心灵的安恬。于是孤寂也就成了他晚年咏叹的主调：“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2]（P18）正是他孤寂苦闷心情的写照。心灵之苦与失明、膑足所带给来的身之苦交织，于是，一方面充溢的学识和当时安定的生活环境时时使陈寅恪亟欲展现自己的学术抱负，一方面不自由的思想文化氛围以及感到来日无多的不安，形成陈的思想在灵与肉间的挣扎：自负天命所归守护文化却又天妒其才，活着已变成一种灵与肉的煎熬。这时的陈寅恪无论在身还是在心，都在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然而苦涩的生命终需有几许光明的寄托，于是“颂红妆”便成了陈寅恪用以忘却现实身心痛苦，寄予人生的慨叹。
陈寅恪的这些心灵的颤动，我们可以在他那些“颂红状”的作品中得到感受。其中如撰写《论再生缘》的过程中，其生命情感的喷发，一泻千里，完全经历着似作家创作般的体验过程，似乎要把激情、慨叹一股脑地全倾注在陈端生身上。他表示道：“吾国昔时惑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说。虽士大夫之家亦不多教女子以古字。”然“端生能于此环境中展露才华，固属不易，然其不平之气亦不可免。寅恪自谓最能同情其身世与才华，故欲考见其憔悴忧伤而湮没之事迹”。[6]（188）陈寅恪似乎是在陈端生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论述《论再生缘》的过程中，陈寅恪更是进入一种酣畅淋漓物我两忘的状态，时时表现出对生命愉悦的快感，越写越投入，越写越忘情，似乎也浑然忘却了现实中的种种痛苦。
《柳如是别传》更承载了陈寅恪晚年无比感伤的历史情感与生命追求，陈寅恪非常钟爱这个性格奇异，人格闪耀着光芒的女子，“故于柳氏洗冤外，更加以表彰。除释证事迹外，更刻画柳氏可敬可爱的性格，谓其儒士更兼侠女，谓其为罕见之独立女子，以至于认为柳如是乃小说中理想人物的化身。”[6]（P195）陈寅恪倾尽心血再现柳如是的一颦一笑、一刚一柔的风姿绰韵，曾于其《戏题余秋室绘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影》一诗中表露：“弓鞵逢掖访江潭，奇服何妨戏作男。咏柳风物人第一，画眉时候月初三。东山小草今休比，南国名花老再探。好影育长终脉脉，兴亡遗恨向谁谈。”[2]（P43）陈寅恪对柳如是从生命过程到情感气质有一种深深的认同，从而使他的历史研究成了某种文学性的重塑生命的倾注。晚年的陈寅恪已完全沉浸在“发皇心曲，代下注脚”的精神世界里了。确如汪荣祖为陈寅恪作传所说“三百年后寅恪不禁移情而眷恋之也。心理学家有以美丽幻境来否定现实之说。寅恪晚景身残目盲，现实之痛苦达于极点，若能飘飘然于三百年前情侣幻境，自可聊慰眼前之苦境。”[6]（P192） “若然，则寅恪移情之享受或亦是其孜孜不倦撰写此书之一动力欤？”[6]（P193）陈寅恪的内心深处有着构建历史巨厦的渴望，他的愿望是能写出恢宏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但在晚年那样的文化氛围下，又兼双目失明，他也只能用心灵去感悟历史了。
当然，导致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原因还有其它。例如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也有探讨明清兴亡历史教训，抒其兴亡之感的学术诉求。从陈寅恪所持的文化史观出发，陈的兴亡感主要源于他对文化兴亡的考量，即中国历史的特点是王朝更迭频繁，每次王朝更迭都伴以社会动乱，也给文化带来劫难，而文化寄托之文人又必然要首当其冲，尤其是这时文人的心灵，大多要在历史的剧变中遭到其它时刻所没有的拷问及权衡利害的煎熬，于是文人的持己处事，便关系了历史的荣辱。明亡清兴号称天崩地坼，文人们的道德气节也受到了深刻的考验，感慨万千，便成了驱使陈寅恪撰写发明清文人心灵历史之覆的《柳如是别传》的冲动。此外，陈寅恪晚年“颂红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自验其学术深浅原委。对此陈寅恪君子自道云：“重读钱（谦益）集，不仅籍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4]（上册P3）其中其“颂红状”的代表作《柳如是别传》卷帙浩繁，考证繁琐，可以说是集陈一生“笔法”之大成，陈确欲籍此书自验学术之深浅并以此作为治史方法垂范后世。但是这些说到底，依然是与上述陈寅恪晚年的境况及其心路轨迹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阐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移情忘现实之痛苦，抒兴亡之感和自验学术深浅，我认为这些应该是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主要原因。事实上陈寅恪的晚年，在自己心灵和身体均出于极度痛楚的情况下，倾注全部才华、精力为陈、柳二位身柔心刚的女子作传张目，或许是那个时代使他得以保持学术激情、延续学术生命，弘扬自己价值的无奈的追求。如果说陈寅恪没能在自己更加专长的领域内留下煌煌巨著是个无法弥补的遗憾的话，那么《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的传世，毕竟多少是为学术界做出的一些补偿。
[1]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2] 陈寅恪. 寒柳堂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M]. 北京：三联书店，1995.
[4] 陈寅恪. 柳如是别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 陈寅恪印象[J].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6] 汪容祖. 史家陈寅恪传[M]. 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