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论再生缘》一书中的评价：“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遂取《再生缘》之书，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钩索乾隆朝史实之沉隐，玩味《再生缘》文词之优美，然后恍然知《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籍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第一。”“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2]（P56、P57、P59、P65、P66）文中对陈端生的“自由、自尊、活泼、独立”思想大为赞赏，也大加赞美，称其为“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他也许把自己的理想、主张与现实的慨叹都倾注到陈端生身上了，显然其撰文的意义早已超出了“稍稍考证其本末”的最初目的。
而对柳如是的赞扬也同样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柳如是别传》中他写到“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妇，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4]（上册P4）对有着独立不移精神而又命运多蹇的柳如是深表同情与赞赏。他还指出：“清初淄川蒲留仙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4]（上册P4）把柳如是视为四百年来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物。陈寅恪晚年将其文稿命名为《寒柳堂集》及《金明馆丛稿》，与他对柳如是的《金明池••咏寒柳》的赞赏有关，柳如是《咏寒柳》词曰：“有怅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斜阳，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正如姜伯勤所评述的那样：“寅恪先生激赏这首《咏寒柳》词，激赏其‘春日酿成秋日雨’的悲剧意识，激赏其‘念畴昔风流’‘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的思想超越境界，激赏‘待约个梅魂’所象征的对思想自由和民族独立精神的执着追求”。[5](陈寅恪先生与心史研究)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陈寅恪是借红妆来抒发自己的主张，还学术以独立，还思想以自由。其实，他的好友吴宓早已指出“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查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陈寅恪自己也说：“噫!吾人今日追思崔（莺莺）张（生）杨（柳如是）陈（子龙）悲欢离合之往事，益信社会制度与个人情感之冲突，诚如卢梭、王国维之所言者矣。”[4]（下册P121）抒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慨叹应是陈“颂红妆”的主要原因。
三、移情忘现实之痛苦
陈寅恪的《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里较多地体现了文的倾向，更重情感，与他一贯严谨的文史论文风格多有不同。这两部专著他都写得酣畅淋漓，字里行间洋溢着同情与感怀生命的浩叹，这似乎超出了历史学家的理性把握，却又是情理之中的人的真性情袒露。陈寅恪晚年在《寒柳堂集》中记道：“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做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耳。”[2]（P1）这或许也是陈寅恪“颂红妆”的另一原因吧。
陈寅恪晚年的情绪偏于抑郁、愁闷、感怀、哀伤，这一方面因为他的学术思想与当时的主流理论、史学不合拍，与时代新潮不符，不被人所理解，而备感精神孤寂；另一方面他晚年盲目膑足的现实，在给他的生活和学术活动带来诸多不便的同时，也给他的心灵蒙上不小的阴影，其内心之苦闷，设身处地，是可以感觉的。“文章存亡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连。”这充满自伤之情的诗句，正是不得一展学术抱负的陈寅恪的内心写照。身心的痛楚时时啮咬着他的内心，拨动他富于诗人气质的敏感的心弦，也正因此，陈寅恪亟需在精神世界里寻找到安慰，以忘记现实的身及心的痛苦，所以，“移情”应该也是陈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书的原因与动力。
下面我们想顺着历史的脉络再详细分析一下陈寅恪心路的形成。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主张变法行新政，戊戌变法之后被革职而益切忧时爱国，常常深夜孤灯与其子相对唏嘘，不能自己。陈寅恪父陈三立，号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被公推为一代诗宗，有《散原精舍诗》流于世。日本人攻陷北平时，绝食绝药而死。兄陈师曾（衡恪）为民初大画家，声名甚高，染疾英年早逝。祖父的壮志难酬，父亲的含悲而逝，兄长的命蹇早殇，加之其幼时所目睹的梦般消逝的世家繁华，这些无不使他对生命的感悟中蒙上一层怨苦意识，使他的心灵敏感纤细。加上世家相传的艺文精神、洞悉中西的学识，以及传统士大夫和近代西方知识分子鼓吹的自由精神相揉而成的志节，则使他的气质中自有一份孤高与清傲。这性格，这气质，使他在面对铺天盖地的政治热潮，面对传统学术已成敝屣的现实时，不得不常常为一种不被世人所理解的苦闷所笼罩。陈寅恪坚守着传统文化与精神学问，但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