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2
亚的作品是普遍的,是为每个人、在任何时间而演出的。
有研究显示,莎士比亚的文本一直年复一年地被频繁改动,而且它在过去并不是高不可及的典范。这也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永久属性构成了挑战。在文化研究者看来,“英国性”概念本身就是变化的,与此同时,英国性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也是变化的。莎士比亚被当作“民族诗人”重新发现是在18 世纪。这项研究从对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版本的研究,一直延伸到对莎士比亚故乡的旅游工业的考察。它还涉及到对世界其他地方生产出来的莎士比亚版本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 莎士比亚化的过程是一个英国文化意义的强加过程;另一方面,这个强加过程并不是绝对的、一帆风顺、不受抵抗的。事实上,莎士比亚在世界其他地方总是被改写而导致不同版本的“莎士比亚”的出现。“莎士比亚化”在文化相互作用的网络中体现为一个复杂的谈判过程。比如南非的祖鲁(Zulu) 版本的《麦克白》就是一种改写了的莎士比亚作品, 而且它还进入了重建的伦敦莎士比亚大剧院。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谈判与文化抵抗、文化互动的例子。
所有这些对经典的质疑过程、与经典的谈判过程当然都带有极大的政治性,而不是完全出于所谓审美价值判断或文学价值判断,它们表明:对莎士比亚的解释是一个权力问题。
这些有关经典的新问题和新主题之所以被提出,都是因为采用了一种与传统文学研究方式不同的文化研究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的认识。首先,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发生激进与保守两大文化思潮的激烈论争,它们集中表现为对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经典的不同态度,而其背后则折射出各自不同的、对于处于中西古今交汇时刻与动荡时期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规划与想象。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一直作为传统中国王权合法性的基础而发挥作用,因此对之的态度直接关涉到对一种政权的态度,经典的神圣性、稳定性即政权的神圣性、稳定性。这样,近代以来激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首先是通过对于中国传统经典的大胆叛逆来表达自己的“新中国”文化与政治想象,以及对于传统王权政权的叛逆。鲁迅先生在写满了“仁义道德”的古代经典中发现的是“吃人”二字,康有为、顾颉刚的疑经辨史显然不能简单理解为学术史内部的事件,它的语境恰好是传统政治权力的深刻危机与社会文化的深刻转型。怀疑经典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怀疑经典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规范,就是怀疑乃至消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因此这场疑经辨史运动,首先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意识形态革命,然后才是学术革命。康有为辨史的目的就是“托古改制”,为他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文化与政权寻找合法性。
建国以后,由于新中国的民族国家文化建构紧密地联系于党派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的建国方针,所以这个问题必然涉及政党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操控。解放后不久的对于《武训传》、《红楼梦》的批判,70 年代对于《水浒》的批判,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主导意识形态建构新中国文化认同的努力。不同的政党意识形态与不同的国家理念、现代化方案选择,必然反映到民族文化认同的理解上,也反映到文学经典化标准的确立上。与此相应,国家话语的调整、主流意识形态的内部调整,也必然会牵涉对于文学经典标准的重新阐释。在解放初到70 年代末的中国文学史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使得一批带有强烈大众化倾向的作家(如赵树理) 被经典化,同时也使张爱玲钱钟书等西化或知识分子化的作家遭受冷遇(其最明显的证据是大学文学史教材与文学作品选对这些作家的边缘化处理) 。从80 年代初期开始,由于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经典的标准也随之变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事件是“重写文学史”与“重新排大师”。“重写文学史”虽然具体体现为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但其核心是对于文学经典标准的修改。“重写”重点是重新评价那些原先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抬得很高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以及那些同样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边缘化的作家。这个解经典化与再经典化的过程,虽然是在所谓“淡化意识形态”“突出审美标准”的口号下提出的, 但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 审美”标准,对于“审美性/文学性”的强化本身同时也是对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一种新的理解与想象,而且相当程度上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与支持并被纳入了“思想解放”的国家话语。⑤“重新排大师”的情况同样是在突出“审美”标准的旗号下进行的一次对于经典标准的重写,其中特别引起争议的是把茅盾排挤出了十大“文学大师”的宝座而让金庸入主其中。这一方面是延续了“重写文学史”中的“淡化政治”的诉求,同时也反映了新兴的大众文化正在显示自己的力量,正在对精英化的经典标准提出挑战。
总之,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角度可以勘测国家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家权力如何作用于或渗透到这种经典化的过程之中。
文学经典与知识分子话语权力的争夺
值得指出的是:“重写文学史”与“重新排大师”这两次有代表性的事件都引发了文学界、文化界内部的激烈论争。论争的焦点表面看来集中于:到底如何评价像郭沫若、茅盾这样与主流意识形态关系十分紧密的作家? 但是这个论争的背后不仅牵涉到审美标准与文学趣味的分歧,也不仅关乎民族国家文化想象的差异,而且涉及知识分子内部文化资本的争夺。降低郭沫若、茅盾等的大师地位,必然使得与他们属于同一类型的作家以及通过研究他们而成为学术界权威的学者的文化资本受到极大贬值,使得他们在文学等级秩序与文化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受到极大挑战。因而捍卫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革命作家,是与捍卫自己的文化资本、自己在学术文化场域中的权威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样,那些以“审美”、“文学自身”标准相标榜而贬低革命作家的学人, 实际上并没有摆脱其与利益与权力的干系。重新经典化的过程涉及颠覆传统的或现存的文学秩序,试图建立新的文学秩序,如果他们的颠覆与重建获得成功,那么,从事这种颠覆与重建的人(“离经叛道者”) 就会因此赢得巨大的文化与学术资本,并在新的文学/ 学术秩序中占据原先被别人占据的地位。经典之争可以说非常集中、非常戏剧性地折射出文化场域中的权力之争。
法国著名文化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利益(虽然这个利益常常以经济利益的“颠倒的”方式表现出来) 斗争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同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数量不等、类型不同的文化资本,因而在文化场域中占据了不同的地位。知识分子的文化或艺术姿态实际上是为了改善或强化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所采用的策略。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与知识利益同时也是“ 政治”利益。在布迪厄看来:“那些似乎只是为科学进步做出贡献的理论、方法以及概念,同时也总是‘政治’花招(‘political’maneuvers) ,是尝试确立、强化或颠覆符号统治的业已确立的关系结构的政治花招。”⑥文学艺术家以及其他知识分子,都是以把自己在文化场域中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策略家,他们不但没有成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阶级,而且在争夺文化合法性的斗争中产生严重分化。
知识分子的分化以及他们在斗争中采取的策略,取决于其在文化生产场中所处的位置。在文化生产与知识场域内部,知识分子的位置不同,这些位置是对抗性地建构的。一般而言,在任何文化生产场域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两个对立的位置与群体:支配性的位置与被支配性的位置,相应地,那些占据支配性位置的人就是一些寻求维护现存秩序、把自己的地位加以再生产的保守派,而那些占据被统治地位的人则成为努力颠覆现存文化场域结构的先锋派,后者试图通过提出新的符号象征形
有研究显示,莎士比亚的文本一直年复一年地被频繁改动,而且它在过去并不是高不可及的典范。这也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永久属性构成了挑战。在文化研究者看来,“英国性”概念本身就是变化的,与此同时,英国性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也是变化的。莎士比亚被当作“民族诗人”重新发现是在18 世纪。这项研究从对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版本的研究,一直延伸到对莎士比亚故乡的旅游工业的考察。它还涉及到对世界其他地方生产出来的莎士比亚版本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 莎士比亚化的过程是一个英国文化意义的强加过程;另一方面,这个强加过程并不是绝对的、一帆风顺、不受抵抗的。事实上,莎士比亚在世界其他地方总是被改写而导致不同版本的“莎士比亚”的出现。“莎士比亚化”在文化相互作用的网络中体现为一个复杂的谈判过程。比如南非的祖鲁(Zulu) 版本的《麦克白》就是一种改写了的莎士比亚作品, 而且它还进入了重建的伦敦莎士比亚大剧院。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谈判与文化抵抗、文化互动的例子。
所有这些对经典的质疑过程、与经典的谈判过程当然都带有极大的政治性,而不是完全出于所谓审美价值判断或文学价值判断,它们表明:对莎士比亚的解释是一个权力问题。
这些有关经典的新问题和新主题之所以被提出,都是因为采用了一种与传统文学研究方式不同的文化研究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的认识。首先,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发生激进与保守两大文化思潮的激烈论争,它们集中表现为对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经典的不同态度,而其背后则折射出各自不同的、对于处于中西古今交汇时刻与动荡时期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规划与想象。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一直作为传统中国王权合法性的基础而发挥作用,因此对之的态度直接关涉到对一种政权的态度,经典的神圣性、稳定性即政权的神圣性、稳定性。这样,近代以来激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首先是通过对于中国传统经典的大胆叛逆来表达自己的“新中国”文化与政治想象,以及对于传统王权政权的叛逆。鲁迅先生在写满了“仁义道德”的古代经典中发现的是“吃人”二字,康有为、顾颉刚的疑经辨史显然不能简单理解为学术史内部的事件,它的语境恰好是传统政治权力的深刻危机与社会文化的深刻转型。怀疑经典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怀疑经典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规范,就是怀疑乃至消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因此这场疑经辨史运动,首先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意识形态革命,然后才是学术革命。康有为辨史的目的就是“托古改制”,为他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文化与政权寻找合法性。
建国以后,由于新中国的民族国家文化建构紧密地联系于党派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的建国方针,所以这个问题必然涉及政党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操控。解放后不久的对于《武训传》、《红楼梦》的批判,70 年代对于《水浒》的批判,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主导意识形态建构新中国文化认同的努力。不同的政党意识形态与不同的国家理念、现代化方案选择,必然反映到民族文化认同的理解上,也反映到文学经典化标准的确立上。与此相应,国家话语的调整、主流意识形态的内部调整,也必然会牵涉对于文学经典标准的重新阐释。在解放初到70 年代末的中国文学史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使得一批带有强烈大众化倾向的作家(如赵树理) 被经典化,同时也使张爱玲钱钟书等西化或知识分子化的作家遭受冷遇(其最明显的证据是大学文学史教材与文学作品选对这些作家的边缘化处理) 。从80 年代初期开始,由于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经典的标准也随之变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事件是“重写文学史”与“重新排大师”。“重写文学史”虽然具体体现为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但其核心是对于文学经典标准的修改。“重写”重点是重新评价那些原先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抬得很高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以及那些同样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边缘化的作家。这个解经典化与再经典化的过程,虽然是在所谓“淡化意识形态”“突出审美标准”的口号下提出的, 但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 审美”标准,对于“审美性/文学性”的强化本身同时也是对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一种新的理解与想象,而且相当程度上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与支持并被纳入了“思想解放”的国家话语。⑤“重新排大师”的情况同样是在突出“审美”标准的旗号下进行的一次对于经典标准的重写,其中特别引起争议的是把茅盾排挤出了十大“文学大师”的宝座而让金庸入主其中。这一方面是延续了“重写文学史”中的“淡化政治”的诉求,同时也反映了新兴的大众文化正在显示自己的力量,正在对精英化的经典标准提出挑战。
总之,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角度可以勘测国家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家权力如何作用于或渗透到这种经典化的过程之中。
文学经典与知识分子话语权力的争夺
值得指出的是:“重写文学史”与“重新排大师”这两次有代表性的事件都引发了文学界、文化界内部的激烈论争。论争的焦点表面看来集中于:到底如何评价像郭沫若、茅盾这样与主流意识形态关系十分紧密的作家? 但是这个论争的背后不仅牵涉到审美标准与文学趣味的分歧,也不仅关乎民族国家文化想象的差异,而且涉及知识分子内部文化资本的争夺。降低郭沫若、茅盾等的大师地位,必然使得与他们属于同一类型的作家以及通过研究他们而成为学术界权威的学者的文化资本受到极大贬值,使得他们在文学等级秩序与文化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受到极大挑战。因而捍卫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革命作家,是与捍卫自己的文化资本、自己在学术文化场域中的权威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样,那些以“审美”、“文学自身”标准相标榜而贬低革命作家的学人, 实际上并没有摆脱其与利益与权力的干系。重新经典化的过程涉及颠覆传统的或现存的文学秩序,试图建立新的文学秩序,如果他们的颠覆与重建获得成功,那么,从事这种颠覆与重建的人(“离经叛道者”) 就会因此赢得巨大的文化与学术资本,并在新的文学/ 学术秩序中占据原先被别人占据的地位。经典之争可以说非常集中、非常戏剧性地折射出文化场域中的权力之争。
法国著名文化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利益(虽然这个利益常常以经济利益的“颠倒的”方式表现出来) 斗争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同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数量不等、类型不同的文化资本,因而在文化场域中占据了不同的地位。知识分子的文化或艺术姿态实际上是为了改善或强化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所采用的策略。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与知识利益同时也是“ 政治”利益。在布迪厄看来:“那些似乎只是为科学进步做出贡献的理论、方法以及概念,同时也总是‘政治’花招(‘political’maneuvers) ,是尝试确立、强化或颠覆符号统治的业已确立的关系结构的政治花招。”⑥文学艺术家以及其他知识分子,都是以把自己在文化场域中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策略家,他们不但没有成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阶级,而且在争夺文化合法性的斗争中产生严重分化。
知识分子的分化以及他们在斗争中采取的策略,取决于其在文化生产场中所处的位置。在文化生产与知识场域内部,知识分子的位置不同,这些位置是对抗性地建构的。一般而言,在任何文化生产场域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两个对立的位置与群体:支配性的位置与被支配性的位置,相应地,那些占据支配性位置的人就是一些寻求维护现存秩序、把自己的地位加以再生产的保守派,而那些占据被统治地位的人则成为努力颠覆现存文化场域结构的先锋派,后者试图通过提出新的符号象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