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其中述平的回答比较具有代表性:“鲁迅是我敬仰的作家,但不是楷模,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思想权威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指导意义。”
    其次,他们对于文学批评持有强烈的蔑视态度与仇恨心理。比如第二个问题是:“你以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你的写作有无重大意义。当代文学批评家是否有权利或足够的才智对你的写作进行指导?”这个问题针对的是批评界,涉及作家对于批评家的评价。对此绝大多数的回答是“没有”、“否”、“无”等。许多人的观点还相当激进,认为批评家智力低下,他们是靠作家吃饭的人,作家是他们的“主人”、“衣食父母”。比如刘立杆说:“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永远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而国内的这些文学批评与批评家总想骑到主人头上拉屎。”韩东则干脆说:“当代文学批评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他们一向以年轻的作家的血肉为生,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们攻击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们的意识直觉普遍为负数。”
    与此相关但稍有不同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重视汉学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他们的观点重要吗?”这个问题以及对此的回答最有意思,因为它涉及的实际上是国际权威人士——一种特殊的批评家群体——对于自己的评价,它也标志着自己的作品在国际文化学术市场上的承认程度。更加值得玩味的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间接地表达了答问者对于国内受到国际汉学家青睐的作家的态度。结果我们发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但几乎是完全否定,而且带有极大的情绪色彩乃至人身攻击的味道:“汉学家是狗屎,重视汉学家观点的人是狗”(刘立杆), “那些阿谀汉学家观点的人是可耻的”(李森),“除非把当代文学降低到汉语拼音水准,否则汉学家的权威便是可笑的”(韩东) 。从这些回答中可以看出:这些作家与其说是真的不想得到汉学家的承认,不如说是对于自己没有得到汉学家承认感到愤愤不平。
    第三,他们不承认大学、作协、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机构的权威性。当问到:
    “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你产生过影响吗? 你认为相对于真正的写作现状,这样的研究是否成立?”时,几乎没有一个“幸运的是我没有读过大学中文系”(夏商);持肯定的态度:“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我的影响,就像只苍蝇对我的影响一样”(刘立杆); “大专院校内的当代文学研究首要意义在于职称评定,次要意义在于培养一批心理变态的打手。”(韩东)更有人把批评的范围从“当代文学”扩展到整个“文学研究”:“大专院校的文学研究纯属多余。”(金仁顺)
    作家协会是中国最高作家权威机构,同样受到新生代作家的猛烈批评,在回答:“你认为中国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和机构对你的写作有切实的帮助吗? 你对他如何评价?”这些问题时,批判也是最激进的,比如:“中国作协是一具在办公桌前还在开会做笔记的腐尸”(朱文); “我觉得它应该被取缔”(吴晨骏);“它能使一些白痴免于失业”(刁斗); “公共浴室”(朱朱); “狗屁”(葛红兵);“帮派斗争的衙门”(于坚)等。
    还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权威性、官方化的文学选刊,作为文学权威的重要标志,这些刊物在文学的经典化方面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但是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不承认它们能够“真实地体现中国目前文学的状况和进程”,并用非常刻薄的词语来攻击它们,如“误导读者, 毒化写作者”(刁斗); “这两本狗屁杂志”(朱文); “如果作为最差小说的选本它的权威性将不容置疑”(韩东);“这两家刊物是粪池”(吴晨骏) 。
    作为大陆最重要的两个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在作家作品的经典化方面的意义非同小可,但是它们的权威性同样没有得到承认,绝大多数人用尖刻的语言进行攻击。非常有意思的是:有些已经获奖的作家却显得闪烁其辞。比如东西说:“我有幸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但我知道我的作品有许多不足”。这种暧昧的态度值得深思,它实际上产生于东西的处位的暧昧性。一方面,他是这个奖的获奖者,否定它意味着否定自己;另一方面,他又参与了这次的问卷活动,这意味着他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反经典反权威的立场上。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布迪厄的观点:获得这个奖的作家与其他作家,在文学的等级秩序中处于不同的位置,正是这个位置决定了他们的立场与态度。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作家对于“权威”“偶像”“楷模”等词有强烈的反感情绪,不管它/ 他/ 她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文学圈的还是文学圈外的。他们认为“任何偶像都是对创作的扼杀”(李小山),“一个我所认为的好作家不会有偶像,也不会崇拜任何人”(棉棉) 。问卷中的第六个问题:“你读过海德格尔、罗兰巴特、法兰克福学派……的书吗? 你认为这些思想权威或理论权威对你的写作有无影响? 它们对进行中的中国文学是必要的吗?”这个问题已经超出文学圈也超出了中国,涉及中国文学与西方理论的关系问题。对此的回答基本上是:部分人承认读过,但是几乎全部否定对自己的创作的影响以及对中国文学的意义。第八个问题:“你是否把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教义作为最高原则对你的写作进行规范?”对此的回答几乎完全是否定。这也表现出中国作家宗教意识的薄弱。⑧
    总起来看,我们可以把“调查”事件解读为年轻一代的作家对于经典以及卷入经典化的一系列权威学术与文化机构的一次集体性的“造反”与叛逆。尽管事件的发起人韩东、朱文一再否认这次事件没有“利益”驱动,不是为了“改朝换代”,也不是什么“轼父”行为,一再强调其行为动机的“纯洁性”;但是我仍然认为这里面存在不可否定的利益诉求与“轼父”动机,只是这种利益诉求不是赤裸裸的商人的利益诉求,而是文人的包裹在“艺术创新”“先锋精神”等名义之下的利益诉求而已。韩东辩称:他们的这次行为不是“改朝换代”,文学不是以时间划分的, 而是以空间划分的——即以文学的性质划分的:“如果我们的写作是写作,那么一些人的写作就不是写作,如果他们的写作是写作,那么我们的写作就不是写作。”⑨这就是说,只存在一种真正的写作(文学),“我们的写作(文学) 才是真正的写作(文学) 。这是最明显不过的对于文学的合法性的争夺,而文学的合法性虽然不直接表现为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但却也不排除经济利益与其他利益,因为文学的合法性或经典性作为文化资本是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或其他资本的(比如获得重要的文学奖项不仅有一定的经济奖励,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会因此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并在文化市场上把它转化为利润) 。韩东与朱文虽然反复强调自己的原则是“我是我,我不是你,而不是:我是你的敌人,要消灭和取代你”,但是既然他们认定真正的写作只有一种而不是多种,那么, 事实必然是:要么是你,要么是我,才是真正的(合法的) 写作(文学),这与“取代”、“消灭”有何不同? 在文学场域中,对“文学”的命名权(界定“什么是文学”的权力) 从来就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资本,赢得了它就意味着赢得了文学的最高权威。韩东更断言:要“与现有的文学秩序”以及建构这个秩序的作家、机构等断裂,“我们的行为针对现有文学秩序的各个方面及其象征性符号”。很清楚,他们的行为属于典型的非经典化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要任何经典,而是要以他们的标准建构新的经典、新的文学权威以及新的文学秩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的行为绝对不是简单地为自己的一代人辩护(这一点韩东曾经反复强调),因为即使在他们的一代人中,同样也存在经典化的作家与非经典化或还没有被经典化的作家,所以韩东特地指出:“和我们的写作实践有比照关系的是早期的‘今天’‘他们’的民间立场,真实的王小波,不为人知的胡宽、于小伟,不幸的食指,以及天才的马原,而绝不是王蒙、刘心武、贾平凹、韩少功、张炜、莫言……以及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