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2
式,挑战这个秩序。这样,知识分子的斗争一般情况下是发生在文化生产场域中占统治地位的人与试图颠覆这种统治地位的人之间。
把这个观点运用于对作家、艺术家的分析,那么,文学艺术场域中的斗争常常发生在“新”、“旧”(或激进派与保守派) 两个阵营之间,发生在已经占据文化权威地位的人与力图进入场域的挑战者之间,前者在文学艺术场域中拥有重要的地位财富(positional property) ,即由于占据某种重要地位(比如作家协会中的领导,大学的名牌教授等) 而获得的财富,或这个职位所提供的资本与权威性。布迪厄暗示这种斗争常常发生在代际之间,因为年代/ 年纪常常把文化定则的代表与那些正在寻求颠覆这些定则的那些人分离出来,成为“保守者”与“革命者”的区别性标志。艺术家、作家、学者在文化与知识场域中竞争的最重要的资源是文化(以及文学艺术) 合法性,即对于合法的文化产品与文化行为的命名权。由于特定的文化产品一旦获得合法性也就意味着它被神圣化为“经典”作品,所以,合法性的斗争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于“经典”的命名权的争夺。作家之间的斗争从而也可以理解为是已经获得经典地位的作家与没有获得这种地位的人或挑战现有经典的合法性、权威性的人之间的斗争。前者常常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策略——捍卫“正统”, 而后者则采用颠覆的策略——发展“异端”。
布迪厄对于“正统”与“异端”的对立的分析,从根源上可以上溯到韦伯对于“牧师”与“预言家”的区分。“牧师”代表业已确立权威地位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倾向于维护现存的文化秩序与文化经典;而预言家则代表挑战这种权威的人,倾向于摧毁既存的文化秩序与文化经典。布迪厄继承与发展了韦伯的划分,并把他们分别命名为“文化的监护者”与“文化的创造者”,前者再生产并传播文化的现存合法形式(它们常常表现为经典作品),后者则力图创造、发明新的文化合法性形式(也就是重新经典化或再经典化) 。
值得指出的是:文学艺术以及文化产品的经典化与反经典化虽然反映了知识分子文化创造活动中的利益驱动,但是这种利益常常又采取了隐蔽的形式,因为知识分子几乎从来不会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利益驱动,而是把这种利益诉求包裹在“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类谋利益”等超功利的口号下。
另外,布迪厄还认为:经典化的过程是与各种文化艺术的机构或评估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包括:艺术评论(及机构) 、作品的引用率、获奖情况、作家在专职机构中的位置、学术职位等,它们都是一些重要的权威的合法化机构。
布迪厄虽然承认,在今天的消费社会,大众在当代文化生产中获得了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但他仍然认为,确立最合法的文化形式、掌控文化经典化权力的,依然是那些代表精英文化的权威文化、艺术以及学术机构,比如各种权威性的艺术博物馆、剧院、音乐厅、作家协会、艺术评论机构以及大学。其中大学在文学艺术的经典化方面的作用特别受到布迪厄的重视。他争论说: 大学拥有把特定的作家与作品加以“神圣化”的巨大的权威,“大学声称拥有传播被圣化的过去作品——被它当作‘经典’——的垄断权,以及(通过授予学位以及其他东西) 把与这些经典作品最一致的文化消费者加以合法化与神圣化的垄断权。”这样, 布迪厄认为:文化场域对于教育系统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因为后者具有对合法文化加以圣化、维护、传播以及再生产的功能。
布迪厄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性:进入大学教科书(比如各种文学史,各种文学史资料选) 常常是经典化的最重要的途径,相应地,教科书的内容变化以及文学作品选的篇目调整也就成为再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当然,知识分子与教育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紧张。这种紧张的根源之一是教育的神圣化功能与作家的艺术生产之间常常存在时间上的错位。布迪厄认为,文化艺术生产场的重要驱动力来自对于差异的追求,每个作家,特别是那些新生的、在文化场域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还没有得到经典化的作家,想要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立足,就必须采取革命的姿态、颠覆的姿态, 必须追求差异,重复只能是死路一条。这种没有止境的寻求差异的冲动,促使文化生产场持续地生产出竞争性的新文化与知识形式。但是生产者为了自己的新文化形式的合法化而进行的努力,最后常常被教育系统的神圣化权力所挫败,这是因为后者在赋予新文化形式以合法性方面总是表现出惰性与迟钝,与艺术家、作家日新月异的创新冲动相比,大学机构似乎天生就具有某种保守性。这种紧张解释了为什么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对于教育系统持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既恨学院过于“正统”、“书生气”、“保守”,同时又希望自己的作品获得学院的加冕。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教育系统把统治文化加以合法化的权力,这也证明了教育系统所确立的统治关系即使对于那些处于文化场域边缘的人也是有效的。布迪厄观察到:“对于学术权威的攻击有一些是来自那些位于大学系统边缘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倾向于挑战大学的合法性,因此表明他们充分承认大学的裁判权,他们之所以攻击大学是因为自己没有被大学的权威承认。”叛逆的知识分子寻求他们与之斗争的机构(包括大学) 的承认,这悖论式地强化了这些机构的合法性。
布迪厄对于大学的分析实际上也适用于其他的权威性的文学机构与学术机构,比如作家协会、主流杂志、重要的批评评价机构、各种评奖机构等,这种机构同样掌握着文学经典化的巨大权力,这些机构化权威的把持者同样常常倾向于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排斥新生的、先锋的与革命性的力量,维持文化生产场域的现存的权力格局。而对于这些机构,那些以先锋与革命的姿态自我标榜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也充满了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断裂》:一个反权威的宣言
在1998 年第10 期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由朱文主持发起的一个名叫“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份答卷”的调查报告。这篇报告可以视作没有获得经典作家地位、没有在权威性机构占据优势位置的年轻一代作家,对于那些已经经典化、已经占据机构化权威地位的老一代作家以及他们经典地位的一次集体性挑战。⑦这次调查的发起者以及接受调查的对象都是60 年代以后出生的(在当时是30 多岁) 青年作家,又称“晚生代作家”。他们的问题设计以及对问题的回答非常集中地体现出颠覆经典、传统以及权威机构(如作家协会、大学等) 的叛逆姿态。问卷设计的问题主要有三类:1. 对文学传统以及经典权威作家的态度;2. 对批评家(批评家,特别是著名的批评家,具有把特定的作品经典化的权力) 的态度;3. 对作家协会、大学、重要杂志、评奖组织等权威机构的态度。从对问卷的简要归纳看,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权威宣言,因为所有问题都是围绕权威这个中心词组织的。
首先,接受调查的青年作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传统及其经典性作家采取了基本否定或完全否定的态度。在回答第一个问题:“你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有谁对于你产生或正在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那些活跃于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年代文坛的作家中,是否有谁给予你以一种根本的指引?”(这个问题针对的是中国的当代文学传统) 时,绝大多数作家对此持激烈的否定态度。韩东甚至说:“当代汉语作家中没有一个曾对我的写作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们的书我完全不看。”
相对而言,他们对于鲁迅这个现代文学史上最权威的经典作家的态度要稍微好一些。问卷中“你是否以鲁迅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 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这个问题基本上还是属于第一类,即对于文学权威与文学传统的态度。有些人承认鲁迅的价值、地位与意义,但是没有人承认他是自己的楷模,对于“是否具有指导意义大部分人也持否定
把这个观点运用于对作家、艺术家的分析,那么,文学艺术场域中的斗争常常发生在“新”、“旧”(或激进派与保守派) 两个阵营之间,发生在已经占据文化权威地位的人与力图进入场域的挑战者之间,前者在文学艺术场域中拥有重要的地位财富(positional property) ,即由于占据某种重要地位(比如作家协会中的领导,大学的名牌教授等) 而获得的财富,或这个职位所提供的资本与权威性。布迪厄暗示这种斗争常常发生在代际之间,因为年代/ 年纪常常把文化定则的代表与那些正在寻求颠覆这些定则的那些人分离出来,成为“保守者”与“革命者”的区别性标志。艺术家、作家、学者在文化与知识场域中竞争的最重要的资源是文化(以及文学艺术) 合法性,即对于合法的文化产品与文化行为的命名权。由于特定的文化产品一旦获得合法性也就意味着它被神圣化为“经典”作品,所以,合法性的斗争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于“经典”的命名权的争夺。作家之间的斗争从而也可以理解为是已经获得经典地位的作家与没有获得这种地位的人或挑战现有经典的合法性、权威性的人之间的斗争。前者常常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策略——捍卫“正统”, 而后者则采用颠覆的策略——发展“异端”。
布迪厄对于“正统”与“异端”的对立的分析,从根源上可以上溯到韦伯对于“牧师”与“预言家”的区分。“牧师”代表业已确立权威地位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倾向于维护现存的文化秩序与文化经典;而预言家则代表挑战这种权威的人,倾向于摧毁既存的文化秩序与文化经典。布迪厄继承与发展了韦伯的划分,并把他们分别命名为“文化的监护者”与“文化的创造者”,前者再生产并传播文化的现存合法形式(它们常常表现为经典作品),后者则力图创造、发明新的文化合法性形式(也就是重新经典化或再经典化) 。
值得指出的是:文学艺术以及文化产品的经典化与反经典化虽然反映了知识分子文化创造活动中的利益驱动,但是这种利益常常又采取了隐蔽的形式,因为知识分子几乎从来不会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利益驱动,而是把这种利益诉求包裹在“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类谋利益”等超功利的口号下。
另外,布迪厄还认为:经典化的过程是与各种文化艺术的机构或评估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包括:艺术评论(及机构) 、作品的引用率、获奖情况、作家在专职机构中的位置、学术职位等,它们都是一些重要的权威的合法化机构。
布迪厄虽然承认,在今天的消费社会,大众在当代文化生产中获得了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但他仍然认为,确立最合法的文化形式、掌控文化经典化权力的,依然是那些代表精英文化的权威文化、艺术以及学术机构,比如各种权威性的艺术博物馆、剧院、音乐厅、作家协会、艺术评论机构以及大学。其中大学在文学艺术的经典化方面的作用特别受到布迪厄的重视。他争论说: 大学拥有把特定的作家与作品加以“神圣化”的巨大的权威,“大学声称拥有传播被圣化的过去作品——被它当作‘经典’——的垄断权,以及(通过授予学位以及其他东西) 把与这些经典作品最一致的文化消费者加以合法化与神圣化的垄断权。”这样, 布迪厄认为:文化场域对于教育系统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因为后者具有对合法文化加以圣化、维护、传播以及再生产的功能。
布迪厄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性:进入大学教科书(比如各种文学史,各种文学史资料选) 常常是经典化的最重要的途径,相应地,教科书的内容变化以及文学作品选的篇目调整也就成为再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当然,知识分子与教育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紧张。这种紧张的根源之一是教育的神圣化功能与作家的艺术生产之间常常存在时间上的错位。布迪厄认为,文化艺术生产场的重要驱动力来自对于差异的追求,每个作家,特别是那些新生的、在文化场域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还没有得到经典化的作家,想要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立足,就必须采取革命的姿态、颠覆的姿态, 必须追求差异,重复只能是死路一条。这种没有止境的寻求差异的冲动,促使文化生产场持续地生产出竞争性的新文化与知识形式。但是生产者为了自己的新文化形式的合法化而进行的努力,最后常常被教育系统的神圣化权力所挫败,这是因为后者在赋予新文化形式以合法性方面总是表现出惰性与迟钝,与艺术家、作家日新月异的创新冲动相比,大学机构似乎天生就具有某种保守性。这种紧张解释了为什么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对于教育系统持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既恨学院过于“正统”、“书生气”、“保守”,同时又希望自己的作品获得学院的加冕。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教育系统把统治文化加以合法化的权力,这也证明了教育系统所确立的统治关系即使对于那些处于文化场域边缘的人也是有效的。布迪厄观察到:“对于学术权威的攻击有一些是来自那些位于大学系统边缘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倾向于挑战大学的合法性,因此表明他们充分承认大学的裁判权,他们之所以攻击大学是因为自己没有被大学的权威承认。”叛逆的知识分子寻求他们与之斗争的机构(包括大学) 的承认,这悖论式地强化了这些机构的合法性。
布迪厄对于大学的分析实际上也适用于其他的权威性的文学机构与学术机构,比如作家协会、主流杂志、重要的批评评价机构、各种评奖机构等,这种机构同样掌握着文学经典化的巨大权力,这些机构化权威的把持者同样常常倾向于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排斥新生的、先锋的与革命性的力量,维持文化生产场域的现存的权力格局。而对于这些机构,那些以先锋与革命的姿态自我标榜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也充满了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断裂》:一个反权威的宣言
在1998 年第10 期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由朱文主持发起的一个名叫“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份答卷”的调查报告。这篇报告可以视作没有获得经典作家地位、没有在权威性机构占据优势位置的年轻一代作家,对于那些已经经典化、已经占据机构化权威地位的老一代作家以及他们经典地位的一次集体性挑战。⑦这次调查的发起者以及接受调查的对象都是60 年代以后出生的(在当时是30 多岁) 青年作家,又称“晚生代作家”。他们的问题设计以及对问题的回答非常集中地体现出颠覆经典、传统以及权威机构(如作家协会、大学等) 的叛逆姿态。问卷设计的问题主要有三类:1. 对文学传统以及经典权威作家的态度;2. 对批评家(批评家,特别是著名的批评家,具有把特定的作品经典化的权力) 的态度;3. 对作家协会、大学、重要杂志、评奖组织等权威机构的态度。从对问卷的简要归纳看,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权威宣言,因为所有问题都是围绕权威这个中心词组织的。
首先,接受调查的青年作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传统及其经典性作家采取了基本否定或完全否定的态度。在回答第一个问题:“你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有谁对于你产生或正在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那些活跃于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年代文坛的作家中,是否有谁给予你以一种根本的指引?”(这个问题针对的是中国的当代文学传统) 时,绝大多数作家对此持激烈的否定态度。韩东甚至说:“当代汉语作家中没有一个曾对我的写作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们的书我完全不看。”
相对而言,他们对于鲁迅这个现代文学史上最权威的经典作家的态度要稍微好一些。问卷中“你是否以鲁迅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 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这个问题基本上还是属于第一类,即对于文学权威与文学传统的态度。有些人承认鲁迅的价值、地位与意义,但是没有人承认他是自己的楷模,对于“是否具有指导意义大部分人也持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