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隆兴，遵循这种天命同民意等同起来的民本思想为指导，贯彻以保民、惠民、享民、康民为内容的德治，一改商朝盛行的奴隶制，把视同牲畜的奴隶解放出来成为具有一定自主人格的半自由农奴或自由农民，实行公私兼顾的“井田制”，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的进取积极性，变“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为“同心同德”。又如《周书．冬官考工记》所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可见当时十分重视生产工艺领域的创造、传授和管理，把攸关民生福祉的工事定义为圣人的任务。此时冶金业的突破导致从青铜向铁器时期转型，乃有以“恶金”即铁作农具，“铸、夷、斤…，试诸壤土”（《周语．齐语》），带动生产技术迅猛发展。如此果真政治有序，社会稳定，文物典盛，经济繁荣。甚至出现了商业化和城市化的势头，造就了後人津津乐道的西周前期“小康”好光景。思想活跃，科技创新，商贸发达，政制改良，循此以往，莫非可期“垂拱而天下治”，社会持续发展进步？
人性与生俱来的“原罪”，无时无刻不与道德作对；在不受制衡的统治者面前，道德调门再高，难免只落得一块任凭涂抹的遮羞布罢了。
西周的天命观大有进步，“敬德保民”指导思想陈义极高，贤相周公将德政原则制度化，不厌其详修订礼法规范；在《尚书》中还有《无逸》这样的好文章，记载着周公谆谆告诫成王，务必吸取历史教训，懂得自我监督等大道理，只可惜不见“权力制衡”这个守护神踪影登场，结果还是无济于事，摆脱不了前朝覆辙的宿命。小康治世好景不常，第三代康王时盛世已达强弩之末，从其子昭王下数，“王道”每况愈下，到幽王时，政治腐败不堪，中亚蛮族攻击无已，烽火台特大丑闻後未久，首都镐城陷於犬戎，被迫向东迁都洛阳，中央王权日趋衰落，是为东周。中国历史进入了“天下无道”的春秋战国时期。
生于春秋乱世的大思想家孔子，将前人的敬德思想、礼治之道及其内涵的“允执其中”优化方法论，发扬光大成为以“仁学”为核心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道德济世大全体系。孔子在编篡和教授《尚书》中，对于由治生乱的无奈，必定有过深刻的思考。他在鲁国的政治改革失败後，痛切体认鲁国君臣都失掉了本分，没有一种矫正机制的恶果，想在卫国展开一项从“正名”着手，防范权力越位危险的政治试验。其实卫国权贵邀请孔子访卫，沽名钓誉而已。如所周知，孔子在卫未能有所作为。
“正名”之说突显了“礼”的制衡意义，特别突显了对上，亦即对权力阶层制衡的理论依据。真正落实“正名”任务，唯有建立、健全“权力制衡”体制。
儒家“正名”说的“尊尊”观以为，“忠君尊王”当以明君贤王为条件，君主失道应受批评，匡正，犯大过而不知纳谏，就该予废黜，换人取而代之。亚圣孟子当面向齐宣王指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是时孟轲主张由君亲贵卿产生取代人选）。听者为之“勃然变乎色”也。至于对付极端无道暴君，《周易》有道：“汤武革命，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在同齐宣王对谈时，王问“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轲答曰“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惠王章句下》）就是说，不得已而革无道暴君的命，顺天应人，正当合理也。
《尚书》时代统治集团欲求长治久安，避免覆亡厄运而不可得。此时孔孟之道提供了一条思路，一种朝向“权力制衡”演进的选择，那就是贯彻“正名”说的“尊尊”观，不容许违背仁政德治原则的君王沿着绝对腐化的不归路把国家民族带进灾难的深渊，要加以监督、限制，直至罢免“易位”的主张。这个由监督、限制，以至“易位”的“尊尊”保障体系，显然绝非君主的自觉自律举措而已，特别是“易位”程序，意味着必要形成某种可以向最高统治者说“不”，而且说了一定算数的机制，方才行得通。这不意味着破解文武周公的绝对权力死棋格局，补上 “万宝全书”至关紧要的那个缺角－－“权力制衡”一章吗？
可见真版孔孟之道的礼治思想本质上不仅不支持绝对权力，而且提供了超越《尚书》时代历史局限性，萌发“权力制衡”机制的进步契机；如果同儒家的“君贱民贵”思想配套渐进，这不就是由“权力制衡”通向民主政治的光明之路吗？可是儒家还没有来得及找到一个试点的机会，却在暴秦一统天下之後惨遭赶尽杀绝的毁灭性打击。
周以前的中国，以崇天信仰为主的朴素宗教情怀，虽不免被君主用来支持政权合法性，但专制王权还没有垄断意识形态，还有容许自由研讨的雅量，遂有问天、疑天、诅天，以至“天意等同民心”等进步的甚至“犯上”的观念发生。许多政治家，官方和民间学者，为了求解治世之道，走了无数弯路，却不乏思想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可以实心实意，诚心诚意地做学问，特别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鼎盛之际，是大可以碰撞出一些真理火花的，这就是“不可毁也”的孔孟之道脱颖而出的社会背景吧。
周以後，暴秦要中国人停止思想，成全万世霸业，结果以速亡告终。随後绝顶聪明的汉家皇帝以“独尊儒术”名义，把儒家学说捧上了天，实则借夫子令名，偷梁换柱，精心篡改，重新塑造为一种“唯上”超级愚民工具，一种非常有利专制君主体制超稳定永世其昌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特别是宋明理学以非我其谁的“後儒”自居，倡“尽天理，灭人欲”邪说，变本加厉强化控制中华精神生活以来，此儒非那儒，已然彻底背离真版孔子学说本义，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借近世中国社会惯用的一句政治术语，就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伟大表演（Great Performance）了。
巍巍峨峨，“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中国陷入了一个用伪造真理强行愚化人心，靠自欺欺人打发日子的漫漫长夜般精神黑暗时期。封建专制统治者彻底歪曲道德的本义，为自己建立了尽可肆无忌惮，永享绝对权力不受挑战的虚构政权合法性；根本铲除了萌发大逆不道的“犯上”思想的环境土壤条件。中国政治因此与“权力制衡”形同陌路，断了因缘。每一个专制王朝吸够民脂民膏後，总是在千百万人民陪葬下烟飞灰灭，治乱循环周而复始，改朝换代怪圈因循往复，不进则退而无从自拔。中国历史这部宏大交响乐，既配不上“权力制衡”这条关键旋律，何来圣人期许的“金声玉振”调谐之美？当然压根儿不会有什么奉天承运永世其昌这回事。
《尚书》生动地记录了中国早期政治家在无制衡条件下竭力克服权力腐化的努力及其失败的无奈。他们忧心忡忡，谆谆教诲，殚精竭虑，千方百计，战战兢兢，跃然纸上，至今令人动容。後世历朝有见识的政治家们为此绞尽脑汁。可是他们从未触及“权力制衡”这个领域的边，总是自我陶醉地以为高扬道德伦理，统治者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监督自己，就能达到目的。他们一代又一代，匍匐在绝对权力脚下，为药石网效的“吏治”腐败毒疮隔靴抓痒，不得要领，一直不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只好在历史的无情嘲笑面前，指望天降“圣人明君”；但是 “圣人明君” 只要也是具有七情六欲的大活人，腐化铁律永远不会失效。
君不见一部二十四史，何尝不是“相砍书”？史家讴歌不已的所谓治世，不过是可怜巴巴不成气候的零星点缀，且不论人必亡，政必息，看看数一数二的明君汉武唐宗後期表现那种糟糕德性，开元之治迎来天宝大乱，难道还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