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尚书》时代，即东周以後的中国历史，虽有汉唐一时之盛，清初大规模扩充疆域等兴旺气象，但整个中国特色政治文明领域，原已成了一个“指鹿为马”“被服儒雅，行若狗彘”，虚情假意铺天盖地的大戏台，就社会发展进步意义而论，不妨用近代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话一言蔽之：“中国由草莽初开之世以至於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後为一退步时期。”（《建国方略》）言简意赅之至，不啻春秋笔法。 

如果把人类世界看作一个天字号发展实验场，西欧基督教文化区作为对照组，在周武王以後一千多年渐次形成的一批蛮族（Barbarian）国家，后来居上，率先走上了民主进步，繁荣发达的现代化光明大道。东方不亮西方亮，蹊跷秘密究竟何在？ 

换言之，从《尚书》上古时期到晚近现世，中国较之西欧和後来的北美，在政治文明大范畴中，究竟犯了什么不赦天条，以致失去了那《周书》时期使得孔子赞叹不已的上升势头，一蹶不振，找不着北？ 

掩卷寻思，那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一边消停，可不就是“权力制衡”四个大字吗？ 

统观世界历史，封建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领悟、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就不会有突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铁律的机会。这样的国家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太甲中》 

千万不要低估西欧中世纪“凡圣两立”社会“双城记”式（罗马教会为代表的“上帝之城”和王权国家为代表的“世俗之城”）那种不伦不类，不期而至，充斥丑恶表演的“权力制衡”关系的伟大历史功勋。就是这种世界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的制衡格局，得天独厚防止了一大批新兴国家王权绝对化，并在自命“永无谬误”的罗马教庭随着权势膨胀腐败不堪，陷欧陆于精神黑暗时期之际，能够酝酿催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样拨乱反正，重开新猷的伟大转折。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局面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英国世俗政权首先建立互相可以说“不”的“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在十七世纪末首先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宪政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当时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促成了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空前有利社会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年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和制约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决定性因素。 

与此同时，神州中华在“政教合一”型绝对权力统治下，浸沉于伪儒“尽天理，灭人欲”悖论造就的假情假义虚伪氛围之中，任凭权力腐化尽情荼毒生灵。在那里，以创造性思维活动为标志的智力天地一片静穆，定格在一种超稳定的停滞状态，社会几无发展进步可言，宛然一个精神植物人世界，几成“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的“永恒”，若无外力打破，恐有静气万年不渝。 

共和（Republic）首重权力制衡，共和不仅是民主的先导，而且是民主的保障，或者说是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最後守护神。一个没有权力制衡功能的绝对权力体制，不管主观上抱有多么高尚美好的意愿，不让人妖魔化也难。有了“权力制衡”，才有真实、健康、完整意义上的民主。没有“权力制衡”的民主，只能是东施效颦，徒有形式的假民主，随时可能倒退、垮台，或变成暴民政治，或变成法西斯主义。今日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为什么不少国家的民主实验不如人意，甚至荒唐走板？关键怕在于“权力制衡”阙如。 

东西方碰撞，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光绪帝启动了中国走向共和的步伐。一百余年後的今天，共和旗帜已在中华大地高高飘扬，只是现时对付权力腐化顽症空前规模大爆发的手段，和《尚书》时代那样，理直气壮，万事俱全，依然独缺“权力制衡”这味主药。 

上古时代的先贤们见不及此不可苛求，汉以後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和大学问家们一直懵然未觉，心窍不开，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无可奈何民族灵性大悲剧了。尤其无可自慰的是：当代中国奋力追求现代化、热情拥抱全球化之际，如果负责任的中国人仍然无视古今中外如火如荼如假包换铁证如山的历史经验，小心讳言“权力制衡”四个大字，信誓旦旦不脱禹汤文武周公牙慧故智，以为“汤誓”、“泰誓”、“牧誓”那一套天命所归，为民作主的宏论依然有效，主观倡导德政，锐意自我监督，就是长治久安，甚至赶超世界先进的金丹良方，莫非还停留在《尚书》年代大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