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话叙事话语的表层功能——叙述语与转述语的分配
　　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在《叙事学研究》中，对叙事文本的研究严格参照语言学方法进行，认为叙事作品的语言成分除通常的“句子”外，还有“话语”。“话语本质上类似于言语，是一种被具体化了依赖于具体的上下文关系（小语境）和所涉及的社会生活背景（大语境）而存在着的句子”。（注：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1页。）句子、话语或言语形成的“叙述流”是整个文本存在的基础。叙事者的叙述、隐含作者的控制、叙事结构的形成、风格的显现，必须依靠语言作为中介和手段。叙事文本通常由两种形式组成，一般称为“叙述语”与“转述语”。后者由人物发出但由叙述者直接或间接引入文本，只须表现人物性格；而前者除此之外，还要联结故事情节，填补叙事空白等，这从文中的描写和议论等内容即可看出。
　　作为童话文本，“叙述语”与“转述语”在文中所占比例的不同，直接影响审美性的强弱。因为这个发出与权威话语者（成人作者）不同声音的“他者”，多是儿童，甚至动物、植物或无生命物体（它们模仿的也是儿童或成人的语言），其语言特点尤其与众不同。成人可通过叙述语直接传达思想，儿童则更易通过人物形象的转述语进入文本，从而唤起他们对自身幼者身份的认同。如何分配叙述语和转述语在文中的比例，成为作者与读者能否沟通的关键所在。哲学家马修斯认为，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而哲学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活动。（注：（美）马修斯：《哲学与幼童》，陈国容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页。）他们对世界及生命最原始、执著的追问使自己的语言产生了隐喻，而作品体现儿童语言隐喻特色的最好方式是对话。这种对话不仅体现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之间，也体现在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之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极力提倡小说的对话性，他认为在语言上作者与主人公、读者、叙事人同样是平等的对话关系，“叙述人通过自身体现着作者的意向”，“作者的思想渗透到他人语言里，隐匿其中；他并不与他人思想发生冲突，而是尾随其后，保持他人思想的走向”。（注：（俄）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玲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6页。）否则，作者思想通过叙述人完全控制人物思想语言，则成为独白，窒息了人物思想发展的可能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揭示了童话语言的本质。在童话中，若作者“独白”式的语言使叙述语所占比例过大，会导致成人意识的强行灌输，人物失去表现个性的可能，从而也失去儿童读者。因此，“对话”不仅是让人物有自己自由独立的思想、语言，而且更是成人作者欲与儿童处于平等地位所采取的一种姿态。这体现在童话语言表层特征上，即是重视“转述语”，让“他者”的声音显示出来，使儿童读者也在话语中认同自身的位置。
　　我们可以对比两个例子。叶圣陶的《稻草人》诞生于上个世纪水深火热的20年代，叙事话语自然打上时代的烙印。这篇童话中的“转述语”明显少于“叙述语”，除几小段孩子与母亲的对话，跳河女人的自白，鲫鱼的话和稻草人自己的心理对话外，都是叙述人代表作者议论、描绘、评判。笔者曾在《一个童话叙事模式的中西比较》（《浙江学刊》2000年第3期）中对《稻草人》的叙事话语特征进行过分析，认为叙述语占据作品的大多数篇幅导致叙事主体控制权太大，而且作者自身思想倾向也显露得更多，以至仅有的几处人物语言显不出作为童话的特色。作为拟人形象存在的稻草人的多处心理独白也是如此，“请你原谅我，我是个柔弱无能的人啊！我的心不但愿意救你，并且愿救那个捕你的妇女和她的孩子，还有你、妇人、孩子以外的一切受苦受难的。……”这些话语使整个作品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气氛。正如巴赫金所分析的独白型作品，人物意识完全从属作者的意识，整个“叙述流”只表现一种声音。而这里“他人语言”也丢失了自己的本来性格。代表作者观点的叙述语太多，带来的叙述语与转述语的成人化，尤其是“他者”声音的丢失，使得主人公“稻草人”被很多评论家分析为“软弱的小知识分子”的代表，其“童性”特征仅表现在用了些拟人、比喻的修辞手法，而儿童读者也无法通过话语认同自身。


　　再来看郑渊洁的早期童话《开直升飞机的小老鼠》。在童话审美性刚刚复归的新时期，教育的痕迹依然较重，但郑渊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还了童话语言的本来面目。这篇童话的转述语多于叙述语，“对话性”突出，有人物与人物的、人物与自我的、叙事者和叙事接受者的，更多地注重了显示(showing)，即让人物自己说话，让故事自己发展，使文本充满了多种声音与多种价值观，作者的权威话语表面尽量不专断独行。比如童话以对话开头，小老鼠舒克既有老鼠的“物”性，又有孩子的“人”性，它贪吃，但毕竟像个孩子，知道“偷”很害羞，便用做好事来弥补坏名声，但时常容易犯老毛病，帮蜜蜂运蜜时故意多拐弯，让蜜洒出来，“这倒不错，既没有偷，又能吃饱”，“‘不是你劳动换来的就是偷’，他仿佛又看见小木头羊对他翘鼻子，”人物的内部话语用两种声音显示出来。花猫捉住了舒克，却被小动物指责，猫说：“老鼠都是坏蛋！”这是猫的价值观和逻辑，但作者没有限制它说话，恰恰是猫的“转述语”更突出了文本的统一审美性。童话中无论他人话语还是作者话语，都处于平等对话的关系，从而具有各自的生命力和审美性。这种叙述话语也使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有了平等交流的可能。
　　　　二、童话叙事话语的深层特质——幽默与隐喻
　　童话文本叙述语与转述语的恰当分配，为体现语言的深层特质创造了空间，成人作者通过话语对童年本质和儿童心理的探究、模拟，也在更深层与儿童读者进行对话。
　　　　（一）幽默
　　幽默(humour)，是人类对娱乐游戏的生命需求，具有相当的审美内涵。幽默对于儿童文学，比成人文学更加不可缺少。美国心理学家乔洛姆•辛格等认为，“幽默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其萌芽自婴儿出生第二年起即开始具备，从幼年起通过游戏培养婴儿的幽默感，对其日后创造力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注：转引自张锦江《儿童文学论评》，新蕾出版社，1987年，第13页。）创造心理学认为，创造的个性的一大特点是富有幽默感，它同联想的灵活和“思想游戏”的大胆，几乎是形影相随的。而儿童对幽默又极为敏感。因此，童话用幽默贯穿，几乎是每一个具有“游戏精神”和“童年意识”的成人作者创作的重要手段，它不仅是叙事语言的具体表现方式，而且深入到文本内核，深刻传达出童话快乐的本质。
　　儿童为什么会具有成人觉得幽默的能力？能够自己开始阅读的儿童至少已到了学前期，跨越呀呀学语的阶段，思维从具体形象性向初步抽象概括性逐渐发展。皮亚杰认为，儿童7岁以前的思维是自我中心的思维，而不是社会化的思维。思维中的各种观念常常是互不联系，前后矛盾的。只有在7岁以后，儿童才开始有社会化的思维，即具有真正逻辑性的因果思维或反省思维”。（注：（瑞士）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转引自朱智贤《儿童心理学》（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83页。）此时他们的注意，也倾向于整体性。影响到语言，虽然此时他的词汇量在不断增加，但对于表达思想仍然不足，很多抽象的词如“明天”、“痛苦”、“复杂”等对儿童已有的经验来说还过于深奥。因此，他们的语言库中存在着大量的“消极词汇”（朱智贤语），而模仿、滥用“消极词汇”可能构成儿童语言“幽默”的一个原因。所以，皮亚杰的结论是：“社会适应的主要工具是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