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沈从文，还是老舍，他们对民族国家建构的设想，都基于殖民与被殖民体系中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下面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沈从文与老舍的创作东西方文化冲突思考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前言

　　随着鸦片战争的到来，晚清的闭关锁国政策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被打破，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被强行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殖民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在应对外来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着书立说表达自己对于时代以及国家未来走向的观点与看法：“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方文化论战、科玄论战、陈序经博士的全盘西化论以及战国策派的“权力意志论”等等横空出世，在所有这些充满着浓浓火药味的论争中，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那就是东西方文化冲突。文学创作也不例外，众多的现代文学家们或通过理论着述，或通过文学的形象思维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在这当中，由于自身民族所遭遇的处境，加之内忧外患的刺激，少数民族出身的沈从文与老舍的创作就更感同身受地传达出这种东西方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思想困境。

　　一、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与文学创作

　　对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国民来说，最大的心理冲击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八国联军侵华留下的精神创伤，另外一个则是辛亥革命使得做惯了顺民的民众再也没有万岁可喊了。对于前者，由于晚清以来长期形成的弱势处境，若非事关切身利益，人们就更习惯于在新的政治变革中去发愤图强，寻求出路;而对于后者，自“五四”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以及“进化论”在国内的普遍推广，现代作家也已经习惯性的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等文化观念，并以此作为审视自身文化的透镜，来谋求种族政治文化的发展。对于相信进化论的国民来说，有无万岁可喊并不重要，摆在国民面前的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摆脱西方列强的奴役地位，使国家独立强盛。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前半叶，拥抱“五四”、审视辛亥成为现代作家创作的基本切入点。

　　在《阿Q正传》、《药》等小说中，鲁迅以杀人来反思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还借此剖析了国民的劣根性。很显然，站在进化论立场来看问题的鲁迅，虽然也看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来的病端，也在内心深处有着对“明天”的失望，但是，作为精神战士，他还是在“反抗绝望”。

　　然而，对于从小就看杀人“游戏”的沈从文来说，辛亥革命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就远比单一的改朝换代、政权嬗递要复杂得多。如果说辛亥革命对于鲁迅来说，仅仅如某些论者所说的，暴露出了革命的不彻底性与国民性问题，那么，对于沈从文来说，则除了暴露这两个问题之外，还揭开了苗族被虐杀的伤疤，呈现为革命前后湘西少数民族的整个民族悲剧。

　　对于湘西苗民来说，“革命后地方不同了一点，绿营制度没有改变多少，屯田制度也没有改变多少。地方有军役的，依然各因等级不同，按月由本人或家中人道营上去领取食粮与碎银，守兵当值的，到时候照样上衙门听候差遣。衙门前钟鼓楼每到晚上仍有三五个吹鼓手奏乐。但防军组织分配稍有不同了，军队所用器械不同了，地方官长不同了。县知事换了本地人，镇守使也换了本地人。当兵的每个家中大门边钉了一小牌，载明一切，且因各兵役不同，木牌种类也完全不同”。

　　革命对于湘西来说，不过只是换了块新式招牌而已。而革命之后，所谓的新式军队，干的还是晚清城防军队所干的事情：到处勒索钱财，清乡杀人。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使得沈从文后来倍感无奈而又充满忧伤地写到：“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是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到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忧郁强悍不像一个‘人’的感情了。”

　　他行伍生涯的所见所闻，在经过都市生活经验的比照之后，很快就上升到了一种理论性高度，使得他将都市与湘西区别开来，同时也把自己与受五四启蒙的精英文化区隔开来，从而以回归民族族群的意识，以他所认为的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优越性”来抗衡都市。

　　同是少数民族出身的老舍，则似乎从来没有表现出这种对民族建构的认同感。尽管有些论者不遗余力的以辛亥革命的排满风潮来作为阐释老舍的立论背景，在其小说文本中挖掘那些属于满族特色的事相，但是，由于老舍并没有因此而与自己的民族建立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认同感。而论者所指出的诸如“《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春二，《离婚》里的丁二爷，《牛天赐传》里的赵先生，《月牙儿》里的女主人公，《我这一辈子》里的老警察，《骆驼祥子》里的祥子和小福子，《大地龙蛇》里的赵兴邦，《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鼓书艺人》里的方氏兄弟，《龙须沟》里的程疯子……”等人物虽然具有某些满族文化特质。但是，这些满族特质并没有形成一种民族力量，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从民族认同感出发对那些特质的弘扬，而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对他们的行为作出批判。类似于祥子、《月牙儿》里面的女主人公等等，作者并没有站在一个少数民族的立场来阐释他们的处境，而是选择了金钱这么一个角度，这就很难让我们把老舍的小说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

　　不可否认，在清末民初确实形成过一股强大的“排满”风潮，同盟会在1905年提出的“驱除鞑虏”的口号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杀伤力，尽管是年孙中山就把这个口号改为“民族主义”，从字面意义上赋予了满族以平等的地位;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又提出了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设想。但是，由于满族作为其时的统治群体，因此，针对“共和”的革命就在很大程度上与推翻满族人在中国的王权统治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情况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某种“民族主义”叙事的要素，但是，辛亥革命首先针对的是皇权政治，孙中山等人提出的“民族主义”策略不过只是他们推翻皇权的一种手段罢了。同时，由于“五族共和”并不等于全民共和，因此，从理论上讲，像满、蒙、回以及藏族这样的少数民族就在政治上优先获得了与汉族同等的权利，而并不像后来某些论者所提出的那样备受欺凌，倒是之前处于满清统治下的其他少数民族，例如湘西苗族，则依然处于政治的底层，接受着“新”政权的掠杀。无论从文学表现还是从当年的政治倾向来看，其民族地位都显然不及满族。满族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在文学研究中的表现，只是满足我们现在某些为了强调老舍这样的满族作家的少数民族身份，而人为附加上去的。事实上，谈论一个作家是否为少数民族作家，并不必然要以道尽他们的民族苦水作为前提;相反，那种道尽民族苦水的艺术手法，往往并不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终极目的———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民族的苦难叙事，建构起民族坚忍不拔的自豪感以及认同感。

　　更何况，就清朝的历史政治来看，老舍笔下的“旗族”不等于满族，至少，清朝的“旗族”概念远远大于我们今天满族概念。在清朝，它既包括了满族，同时也囊括的蒙古族、汉族等依附于满族统治集团的其他民族的一部分。可以说，“旗族”只是一个政治概念，而绝非一个民族概念，这完全可以从清朝各民族的社会分层以及政治地位找到答案。

　　更进一步来说，在政权交替的岁月中，就算一个民族从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位一降而为被统治的地位，也不能作为他们必然是“少数”的前提。因为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划分民族界限这种观点来源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当他们还是作为统治者的时候，他们就不属于少数民族，只有当他们失去统治权的时候，他们的民族身份就从“多数”一变而为“少数”。我们忽略了这种转变只能证明权力的变更而非民族身份的变化。因此，从政权的嬗变来作为讨论少数民族文学，并赋予其民族身份的做法就显得过于牵强了。尽管，少数民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可能变成多数，但是，就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他们会意识到，少数民族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民族，不管是在他们处于被统治的时期，还是处于统治者的时候，他们都有着与别的民族无法相比的民族“优越性”，就像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苗族一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重新界定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意味着，少数民族族裔的作家，以自己民族的思维观念，为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创作;少数民族文学并不拒绝以多数民族的语言去表达少数民族群体的“政治无意识”。

　　不管是在当时还是时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很难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共和革命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概念搭配起来理解。我们当然可以从字面上来推论出清末民初满族的政治生态，但是，正如戴迎华所看到的：“辛亥时期，旗人的‘殉难’人数虽然为数不少，但远远低于传闻中夸大的数字，更未被赶尽杀绝。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作为新旧对立的交战双方，战争所造成的伤亡和伤害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革命期间的新军一样，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些地方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争端，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伤亡。”

　　更何况，这种社会背景对于作家并非对应着一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尽管他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满族特质，但老舍并没有因此而去建构一个满族共同体，相反，他更加认同于一个大“中华”的概念，认为“为中华打仗，不分汉满蒙回藏!为中华复兴，大家永远携手行”。把笔下的人物放置到国际国内的时代变迁中，从而使得其主人公不仅仅具有满族的特质，更超越了他们的种族身份。

　　此外，一旦我们把同时期创作的老舍与沈从文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若是从“民族主义”来论及与其时主流社会思潮的格格不入，那些认为老舍在文学创作中没有明确指出其笔下的主人公属于满族，或者说他没有在文学中去认同并建构一个满族共同体是因为其时的社会原因的说法，就显得牵强可笑了。因为，恰恰相反的是，沈从文正是通过对湘西少数民族的认同性建构，从而为自己立足于城市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同时，也正是因为他对湘西的想象性书写，才让城市知识分子接纳了这个“乡下人”———不管这种接纳是出于想象性猎奇，还是出于对湘西少数民族真正的同情与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