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中国已经到了跟猫国一样，完全失去国际话语权的地步，因此，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老舍，他并没有以沈从文的方式，以旗人文化的优越感来作为他谋求话语权的方式，更没有以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来作为他在国外展示其精神优越性的资本。相反，老舍更偏重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一种黑格尔哲学来看待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强势冲击，以进化论的历史意识来看待一个民族的传统与文化。

　　对文化资源的不同体认宣示了他们不同的民族建构途径。沈从文对于湘西文化的认同表明，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以诉诸传统地域文化对现代性的批判本身，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现代性的知识前提之中。这与我们现在讨论的五四以后的“主流意识”具有根本性区别，尤其是经过东西方文化论战以后，普遍的观念是：唯有学习西方，借鉴西方经验，才能强国保种。这种观念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主体性转向”的标志。更直接一点来说，就是“‘主体性转向’在中国思想语境中一方面具有深刻的文化民族主义内涵，另一方面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又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在中国的独特的文化表现罢了，它承续了欧洲现代性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事实上，“五四”以后的主体性转向与其说具有文化民族主义内涵，倒远不如说具有国家主义更为恰当。在中国，以“中华民族”

　　来涵括所有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从来就只是一种捞取政治资本建构“国家主义”的政治手段，因为文化民族主义不需要借助于外来文化观念的影响，它天然就具有反抗外来文化“入侵”的基因，这种文化优越性为民族优越性奠定了心理基础。真正的文化民族主义并不必然产生国家主义，就像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描述，只是为了借此来抵御外来文化对于湘西的“蚕食”入侵一样。而国家主义则完全不同，它并不在乎外来文化对当前文化的影响，只要是对于国家有利的，他们都会吸取其精华加以利用，不管这种文化是否会对传统文化或者民族文化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老舍才会在中西方文化比较中去肯定西方社会文化，“英国的强盛，大半是因为英国人不呐喊，而是低着头死干。英国人是最爱自由的，可是，奇怪，大学里的学生对于学校简直没有发言权。英国人是最爱自由的，可是，奇怪，处处有秩序的。几百万工人一齐罢工，没放一枪，没死一个人。秩序和训练是强国的秘宝，马威看出来了”。这种强国的秘诀当然不只是马威的看法，它更是老舍这个全知叙述者所看出来的“秘诀”，如果我们结合他在《赵子曰》、《猫城记》等关于大学生对于学校毫无秩序的风潮暴动的批判性描写，我们就会发现他对秩序的个体性强调所显示出来的“国家”意义，拿吃着外国“迷叶”的小蝎的话来说，它是“人人为人人活着的一种政治主义”，“在这种政治主义之下，人人工作，人人快活，人人安全，社会是个大机器，人人是这个大机器的一个工作者，快乐的安全的工作着的小钉子或小齿轮”。

　　在考察了湘西的历史及现实以后，沈从文得出了“湘西必重新交给湘西人负责”，湘西是湘西人的湘西的结论，呼吁分权。而老舍则通过对英国的实地考察，提出了另外一种富国强国的模式，即强调秩序与集权。老舍的国家观念虽然是在沈从文对于湘西定位的放大，即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但是，与沈从文的民族自为性存在有着根本区别的是，老舍所提出的民族建构方略中，明显渗透着西方文化中的民族牧羊人的观念。然而，集权与分权并非一个绝对的二元论观念，对于沈从文和老舍来说，集权之下有分权，分权之下也同样有集权。由“乡约”组建起来的湘西社会，各族家典、族规等等在某些时候同样具有集权性质，当沈从文批判秀秀母亲被族长沉潭的时候，就不仅仅撕裂了湘西自治这种分权理想背后的牧歌情调，同时，也暴露出了沈从文文化与身份分裂造成的尴尬局面。

　　对老舍来说，殖民主义及其文化的入侵不仅让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消失深表忧虑，同时，又渴望以自晚清以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吸纳其科学文化知识，从而完成中国的现代转型。这样，满汉矛盾(如果他确实认识到了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的话)早已让位于中国与西方殖民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其内部的紧张关系就不再成为老舍关注的重点所在了;而对于沈从文来说，一旦苗汉文化冲突被中西文化冲突这样的时代背景所取代，那么，谋求民族同一性的要求就远甚于描述其差异性，尽管有分权自治的想法，但也不能就此忘记抗战的需要，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无论他们是否自觉，阐述新的时代危机的过程，就恰恰成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将自身从从属地位提升到社会主体性地位的方式与途径。区域民族主义叙事与国家主义叙事之间的裂缝因为外敌的入侵而奇怪地缝合起来，伤口将在包扎的纱布内自己愈合。民族间的差异性、对抗性在国际关系面前被弱化，传统文化作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将得到新的阐扬，这就是为什么沈从文在《长河》中虽然对保安队的明抢暗夺深有不满，但最终还是决定以牧歌情调来取得人事上的调和;同样，老舍尽管对民族的“出窝儿老”这种民族劣根性抱持着尖锐的批判态度，但是，在《四世同堂》中，他同样对祁老太爷的理想给予了必要的理解与同情，并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抵抗的精神支柱的重要原因。

　　任何一个文化传统的确立，都是人为选择的结果，是经过人为“筛选”之后留下来的“精华”。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沈从文与老舍，正是通过他们对东西方文化的选择性认同，从而在东西方文化剧烈冲突的清末民初，建构了属于个体性的民族国家观念。这不仅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选择，更是他们在国际国内局势动荡的岁月，将所属民族与整个民族国家的走向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结果。尽管因为文化与身份的分裂而使得他们在处理两者关系的时候呈现出某种尴尬，但是，就总体上来说，这种尴尬也正体现了他们重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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